清晨的看守所,气氛比往日更加凝重肃杀。安旎与助理韩轩准时抵达,履行最后的程序。韩轩年轻的面庞上写满了紧绷,而安旎则用近乎严苛的冷静将自己武装起来。
提押过程按部就班,周斯越被带出来时,神情是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然而,在验明正身,即将押赴刑场之前,他停下了脚步,目光投向安旎。
“安检察官,”他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地穿透了寂静,“我有一个请求。”
安旎眉峰微蹙,但没有立刻拒绝:“你说。”
“我有一套衣服,”周斯越的目光似乎透过冰冷的墙壁,望向了某个遥远的过去,“是我母亲……周玲,在我很小的时候,一针一线给我做的。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我只剩下这一件念想,一直带在身边。我想……穿它走最后一程。”
他提及母亲周玲的名字时,声音里有极其细微的颤抖,提及那不堪的过去——被生父尹惠权抛弃,母亲遭受的苦难与最终的精神崩溃——时,一种深刻的痛苦短暂地撕裂了他表面的平静。
韩轩下意识地想开口,这类请求通常不被允许。但安旎抬手制止了他。
她看着周斯越的眼睛,那里面没有了昨日的复杂,只剩下一种近乎卑微的恳求,对着这件母亲留下的唯一遗物。她想起了调查卷宗里那个可怜女人的照片,想起周斯越扭曲的童年与尹惠权如今的辉煌形成的残酷对比。
“可以。”安旎的声音依旧平稳,但下达指令时略微快了一拍,“法警,带他去换衣服。我们……在这里监督。”
狭小的空间里,周斯越在两名法警的严密监视下,艰难地脱下橙色的识别服。镣铐限制了他的动作,每一个举动都显得笨拙而迟缓。他拿出那套折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布料已经旧得发白,甚至有些地方磨破了边,但能看出被保存得极其用心。
安旎就站在那里,目光必须落在他的方向,这是她的职责——确保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意外。她看着他裸露出的瘦削脊背,看着镣铐在他手腕脚踝上勒出的深红印痕,看着他以一种近乎仪式般的郑重,穿上那套明显小了许多、与他如今身份地位格格不入的旧衣服。
纽扣很难扣,他的手因为紧张和镣铐而微微颤抖。那一刻,他彻底失去了所有尊严,像一个无助的孩童,却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这人生最后一场 dressing。
安旎的心口那根细针,又被往里推了几分。
一种强烈的不适感和那该死的、不合时宜的同情再次汹涌而来。一个生命走到尽头的死刑犯,连换上一件母亲遗作的旧衣,都要在她这个异性检察官冰冷的注视下进行,这场景本身就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悲凉。
可是,仅此而已吗?
她的思绪不受控制地飘远。是因为他这被生父一手造就的不堪过去吗?那个叫尹惠权的男人,如今是江城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享受着财富与地位,而他的儿子,却穿着母亲留下的旧衣,走向刑场。这命运的反差何其残酷。
还是因为……在最后那次交锋中,她为了突破他的心理防线,曾许诺过一个“拥抱”?那个她最终未能、也绝不可能兑现的、带着欺骗性质的承诺?此刻他穿着母亲做的衣服,是否也在无声地诉说着对温暖和接纳最后一点卑微的渴望,而她,曾短暂地给予却又残酷地收回?
安旎的指甲深深掐入掌心,疼痛让她维持着表面的镇定。她是安旎,是代表国家法律与正义的公诉人,她必须冷静,必须铁面无私。她正在监督死刑执行,任何情绪的波动都是对职责的亵渎。
可是,内心那份哽咽感却如此真实,堵塞着她的喉咙,让她几乎难以呼吸。她看着周斯越终于扣好最后一颗纽扣,那不合身的衣服让他看起来有些滑稽,却又透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悲怆。
她不知道,她真的不知道。这股复杂情绪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她只能强迫自己将所有翻腾的思绪死死压住,用冰冷的目光覆盖一切。
“好了吗?”她的声音出口,带着一丝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沙哑。
周斯越抬起头,整理了一下衣领,动作甚至称得上一丝体面。他看向安旎,眼神异常清澈,甚至带着一丝难以解读的感激。
“好了。谢谢您,安检察官。”他又一次道谢。
安旎深吸一口气,压下所有波澜,重新变回那个无懈可击的监督检察官。她点了点头,对法警示意:
“带出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