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舅父家“袖手”闲坐的第三日,一种莫名的焦躁在我心里滋长。他们待我越好,我袖手旁观的负罪感便越重。那枚箍在指根上的金戒指,像一道冰冷的箍,时时刻刻提醒着我那段已然夭折的过往,也提醒着我此刻的“不事生产”。
吃早饭时,我放下粥碗,声音尽量放得轻快自然: “舅父,舅母,今天天气甚好,我想……出去走走,认认附近的路。”
......(中间舅母阻拦、舅父妥协的过程不变)......
我走出那条僻静的巷子,仿佛走出了那个温暖的玻璃罩子。南京城的空气扑面而来,混杂着更多的灰尘、恐慌和不确定的气息。
刚拐出巷口,一辆运兵的卡车就呼啸着从身边碾过,溅起一片泥水,我慌忙后退才堪堪躲过。车上士兵土黄色的军服和冷漠的眼神,让我心头一紧,立刻低下头,加快了脚步。
街上的人比我想象的更多,也更惶然。多是拖家带口、背着行李的难民,脸上带着和我当初一样的麻木与惊惧。偶尔有穿着体面的人匆匆走过,也是眉头紧锁,目不斜视。一种无形的紧张感绷在空气里。
我按着舅父昨日模糊的描述,谨慎地寻找着当铺的招牌。手心因为紧张而出汗,紧紧攥着那枚戒指,它边缘的花纹几乎要嵌进我的肉里。
终于,看到了一块写着“质”字的昏暗招牌。我深吸一口气,压下狂跳的心,走了进去。
店内光线晦暗,有一股陈年老木和灰尘混合的气味。高高的柜台窗口上竖着冰冷的栅栏,后面坐着一个穿着长衫、戴眼镜的老先生,镜片后的眼睛像算盘珠一样,精亮却毫无温度。
我踮起脚,将戒指从窗口下的凹槽推了进去。 他不发一言,拿起一枚放大镜,对着光仔细看了看,又用指尖掂了掂分量。
“足金不到,杂金镶工,死当活当?”他声音干巴巴的,没有一丝起伏。 “死当。”我清晰地回答,心里早已决定与过去彻底了断。
他沉吟了一下,报出一个数。 这个数字低得离谱,近乎羞辱。果然如父亲曾经闲谈时说起过的,当铺压价是常事,尤其欺生客急客。
我没有像无知少女一样惊慌或乞求,反而微微挺直了背脊,隔着栅栏,看着他的眼睛,声音不大却异常镇定:
“先生,您再仔细瞧瞧。这是浔镇老庆福银楼的工,用的是上海过来的瑞士金板,三钱二分的重量一丝不会差。战前这工钱都不止您这个数。我虽是急用,却也不是来舍钱布施的。”
我的话让他抬了抬眼皮,重新打量了我一眼,似乎有些意外这穿着半旧旗袍的年轻女子竟能如此冷静地道出门道。
他干咳一声,手指在算盘上拨了几下:“兵荒马乱的,金子也贬值喽……看你是个识货的,再加这个数。”他报了一个新的,依然低于我的预期,但已不像方才那般荒谬。
我知道,这是底线了。乱世的金价和太平年月本就不能比。
“好。”我干脆地点头,不再多言一个字。
几张纸币和一张当票从窗口塞了出来。我仔细点清钱数,将当票揉成一团,弃于门口的阴沟里——此生此世,我不会再来赎它了。
走出当铺,我将钱深深塞进内衣口袋,感受着那纸张粗糙的触感贴着皮肤。我没有立刻去买东西,而是故意在街上多绕了两圈,确认无人留意,才闪进一家杂货铺。
我用这钱,称了半斤舅父爱吃的烟丝,又给舅母买了一条她常用却舍不得换新的毛毛巾。剩下的,我仔细折好,分开放进两个口袋,再次确认四周无人,才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回去的路似乎更长了。每一个与我擦肩而过的陌生人都让我心生警惕。直到拐进那条熟悉的僻静巷口,看到舅母正倚门张望的焦急身影时,我悬着的心才猛地落回实处,后背竟惊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
“怎么去了这么久!吓死我了!”舅母一把拉过我,上下查看,仿佛我经历了一场恶战。
我笑了笑,将手里的烟丝和毛巾递给她:“路上看了会儿热闹,给您和舅父买了点东西。”
舅母看着那条新毛巾,愣了一下,眼圈瞬间就红了:“你这孩子……这……这得花多少钱……”
“没花多少。”我轻声说,挽住她的胳膊往屋里走,“走吧舅母,我饿了。”
我没有说出戒指的事。 那是我一个人的秘密,是我为自己赎得的一份“心安”,也是我在这乱世中,学到的第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