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了

我出生在一九九三年腊月初九，旧历“数九”第二天。母亲后来说，那天天阴得像扣了一口锅，风把产房门吹得哐哐响，像急着催我出来受冻。产床上的白铁皮冰凉，她抓紧床沿，指甲在金属上刮出刺耳的声响，像老鼠啃木头。医生把她两条腿架在支架上，那姿势像待宰的母羊，她第一次意识到“母亲”这个词不是勋章，而是刑具。

父亲在走廊尽头抽烟。医院不让抽，他把烟藏在白大褂后面，火星一明一灭，像在给黑夜打信号。我哭出第一声时，他刚好把烟掐灭，顺手在墙上按出一道黑印。很多年后，我在派出所的墙上见过同样的黑印，才懂那是他留在这个世界唯一的签名。

护士倒拎着我，一巴掌拍在脚心，我被迫发出第二声哭。她说“闺女，六斤八两”，声音像报出一桩货物的重量。母亲想抬头看，却被侧切伤口扯得动弹不得，只能看见护士鞋背上沾的一粒暗红血珠。那粒血珠后来在她梦里反复出现，像一枚不肯掉的秤砣，把她的夜晚坠得笔直。

外婆从乡下赶来，拎了一筐鸡蛋，红纸盖得严严实实。她坚持要在我额头点一点鸡血，说破“血光”。父亲不许，两人站在走廊吵，声音穿过薄薄的板壁，钻进襁褓，像两只野猫在撕咬。最后外婆胜了，她把我抱到楼梯间，用缝衣针戳破公鸡冠子，挤出一滴黑血，按在我眉心。我哭到失声，她却笑了，皱纹里夹着一句土话：“命硬，克亲。”那句话像一粒种子，从我眉心钻进骨缝，在后来的岁月里悄悄发芽。

夜里停电，暖箱罢工。护士把我推到值班室，靠热水瓶取暖。母亲一个人躺在病房，听见整层楼都在哭，像海啸涌过。她忽然分清那不是别人的孩子，是我——她的骨肉——在远处哭，而她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黑暗里，她伸手去摸床头的呼叫铃，却摸到一只冰凉的手——临床的产妇产后大出血，已经凉了半边。母亲后来说，那一刻她明白，所谓“生”，就是把命悬在一根头发丝上，风一吹就断。

第二天清晨，父亲来接出院。他把我裹在军大衣里，像裹一条烟。医院门口的风刮得人脸生疼，他忽然停下，对母亲说：“名字就叫‘逃’吧，走之底一个兆，预兆的兆。”母亲愣住，问哪有女孩子叫这。他咧嘴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女的才要逃，男的不用。”户籍警不给上，说谐音“逃跑”不吉利。父亲拍桌子，说“逃”是“兆”的偏旁，吉得很。最后还是外婆折中，把“逃”换成“桃”，木字边，带桃花的艳。于是我的户口本上有了一个新名字：苏桃。父亲走出派出所时，回头冲我眨眼，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的声音说：“记住，你叫逃。”

月子里，母亲没奶。外婆煮鲫鱼汤，腥气飘满屋，她捏着鼻子喝，喝一碗吐半碗。父亲把剩下的汤端到后院，倒进旱厕，说“别便宜她”。母亲躲在门后哭，不敢出声，怕惊动我。其实我已经学会在哭到一半时突然闭嘴，像被剪断的磁带，留下一段沙沙的空白。很多年后，我在心理学书上看到一个词：“冻结反应”，才想起自己早在襁褓里就掌握了这门技术。

满月那天，父亲第一次抱我。他把我举到灯泡底下，像验钞。灯泡是十五瓦，昏黄的光把他影子投在墙上，脑袋大，脖子细，像一株毒蘑菇。他忽然笑，笑声从胸腔里滚出来，震得我耳膜发痒。他说：“丫头，你记住，人这辈子就两件事：忍，和逃。忍是熬，逃是跑。熬不过就跑，跑不掉再熬。”说完，他把我往空中抛，接住，再抛。母亲在旁边看得心惊，却不敢拦。我停止呼吸三秒，世界安静得只剩心跳。那一刻，我学会了人生第一课：恐惧不是声音，是沉默。

夜里，母亲偷偷在我襁褓缝了一只小小的红布袋，里面装了三样东西：一张折成三角的平安符，一粒干苍耳，一撮她产后脱落的头发。她边缝边哭，泪砸在布上，留下一圈圈暗色地图。她说：“桃，别怪妈，妈只能给你这些。”我听不懂，却莫名记住那泪水的味道：咸里带苦，像泡了旧铁钉的水。后来我真的“逃”了，红布袋却一直带在身边，它在我流浪的口袋里磨成一块硬痂，像第二块胎记。

我出生的第七天，下第一场雪。雪片大如席，把村子盖得严严实实。父亲抱着我站在院中央，让雪落满我们全身。他说：“看，天给你洗澡。”我的脸蛋冻得青紫，却一声不吭。母亲扑过来抢，被他一把推开。雪越下越大，他的头发变白，眉毛变白，像一夜间老了三十岁。最后，他把我高高举起，对着灰白的天穹，像献祭。雪花落进我眼睛，化成水，从眼角流出，像提前预支的泪。那一刻，我睁开眼看世界：天是碎的，地是裂的，雪是烫的。我张开嘴，发出一声极轻极轻的叹息，像在说——

原来，这就是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