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书院的匾额,是柳永亲笔所题,字迹苍劲而蕴藉,悬于简朴的门楣之上,在江南的烟雨中,自有一股沉静的力量。书院正式开讲那日,闻讯而来的学子竟有百人之多,将原本宽敞的讲堂挤得满满当当。他们之中,有青衫博带的秀才,有布衣芒鞋的寒门子弟,甚至还有两个眉眼灵秀、作书童打扮,却明显是女子之身的年轻人悄悄站在最后。
柳永立于讲台,目光扫过台下那一张张或期待、或好奇、或带着几分疑虑的年轻面孔,心中澄澈如水。他并未立即开讲经义,而是缓缓开口,声音平和却清晰地传遍整个讲堂:
柳永“今日诸位踏入此门,不论你来自钟鸣鼎食之家,抑或是柴门蓬户之后;不论你志在科举登第,还是但求明理致用;在此永嘉书院内,便只有一种身份——求学者。”
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
柳永“孔圣人曰:‘有教无类’。此地,便是践行此言之所在。吾等所授,非为造就只知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酸腐文人,而是欲培养通晓世事、能文能武、心系黎庶的栋梁之材!”
此言一出,台下顿时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那“能文能武”、“心系黎庶”八字,如同重锤,敲在许多人的心坎上。
柳永不理会那些窃窃私语,继续道:“故而,本院课程,除经史必修外,另设‘实务’与‘格致’二科。‘实务’者,农田水利、刑名律法、钱谷会计、乃至市舶商贸,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在研习之列。‘格致’者,探万物之理,究天工之巧,算学、地理、乃至海外风物,亦当涉猎。”
他指向讲堂一侧悬挂的一幅巨大的《禹贡地域图》,以及旁边摆放着的各式农具、船模、算盘、乃至一些奇特的海外器物,道:
柳永“学问,不在故纸堆中,而在天地之间,在百姓日用之中!”
接下来的日子,永嘉书院便在这种略显“离经叛道”的氛围中运转起来。清晨,是朗朗的经史诵读声;午后,学子们或跟随请来的老农在书院开辟的试验田里学习辨识土壤、观测天时,或围在退休刑名师爷身边,听他剖析律例,讲解案例;傍晚,则可能是在那位老通译的带领下,磕磕绊绊地学习番邦语言,对着海外舆图,争论着海路与商机。
柳永亲自讲授《实务策论》,他将自己多年为官的经验,从丹徒断案到扬州治水,从江阴查私到泉州肃奸,化作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分析其中关键,总结成败得失。他讲得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常常令学子们听得如痴如醉,课后仍围着他追问不休。
他也并未完全放弃诗词。每月朔望,他会在书院湖畔的亭中开设诗课,但与以往不同,他更强调“诗言志”、“词缘情”,引导学子们将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与真实的人生。在他的影响下,书院学子的诗词,少了几分绮靡,多了几分沉郁与豪迈。
那两名女子,后来得知乃是杭州一小吏之女,因仰慕柳永学问,女扮男装前来求学。柳永察觉后,并未声张,亦未驱赶,只在一次私下交谈中,温和地对她们说:“求学之心,不分男女。然世道艰难,你二人更需勤勉,以才学立身,方不负此番志向。” 二人感激涕零,学习愈发刻苦。
当然,非议从未停止。“杂学”、“坏人心术”、“牝鸡司晨”之类的攻讦,时有传来。甚至有人写就谤文,试图抹黑书院。然而,柳永在民间的声望,以及他在士林中那些真正理解他抱负的朋友(如欧阳修等人)的暗中回护,使得这些攻击大多如同投入湖中的石子,虽激起些许涟漪,却难以撼动书院根基。
谢玉英不仅是书院最大的资助者,更利用其商业网络,为书院搜罗来自天南地北、甚至海外的各种书籍、器物、信息,极大地丰富了书院“格致”科的内容。她有时也会来书院小住,静静地听柳永讲学,看着那些朝气蓬勃的学子,眼中常流露出欣慰与感慨。
这一日,柳永在“耆英庐”中,正将书院教学中的一些心得,融入他那部日益宏大的著作中。窗外,月色如水,荷香暗送。
刘成送来一封京城来信,是欧阳修所写。信中除了叙旧与问候,更提到如今朝中风气,因循守旧者仍众,锐意进取者寥寥,言下之意,对新政的怀念与对现状的无奈交织。
柳永放下信笺,走到窗前,望着夜色中静谧的西湖,与远处书院依稀的灯火。
永嘉书院已立,有教无类之倡,已播下种子。
他知道,改变一朝一代之积弊,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可为。但他相信,只要这星火不灭,一代代年轻人能从这西湖之畔,带着“文行合一”的理念走向四方,那么,终有一日,涓流必能汇成江海。
他回到书案前,提笔在新的书稿上写下:
“教育篇第一:夫立教之本,在于明体达用,非徒记诵辞章已也……”
笔尖沙沙,文脉在无声中,悄然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