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对于道教的认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具体而功利的。它源于刘宇道(刘晓晨)道长对希宇实实在在的帮助——那些安神的方法、对能量场的解释、关于饮食的巧妙逻辑,无一不是针对希宇具体困境的“解决方案”。在她心中,道教更像是一种古老而有效的“实用技术”,用于治病、驱邪、安抚心神,而她由衷的佩服,也几乎全部倾注在了展现出非凡智慧与能力的刘晓晨道长个人身上。
至于道家思想本身更深层的哲学内涵和它对普通人积极生活的指导意义,可可并未深思,也觉得与自己和希宇眼下的生活关联不大。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家中陪伴希宇看电视时,调到了一个文化访谈频道,屏幕上出现的正是身着道袍、神情平和的刘晓晨道长。节目的主题似乎是探讨传统思想与现代生活。可可出于对道长的好奇和感激,停下了换台的动作,和希宇一起看了起来。
镜头里,记者提出了一个很多人可能都有的疑问:“刘道长,现在很多人觉得道教和佛教都是劝人向善的宗教,感觉差别不大。在您看来,道教和佛教一个比较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刘晓晨道长微微一笑,从容不迫地回答道:“若论较大区别之一,或许在于对‘助人’二字的理解维度有所不同。”
他顿了顿,用了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例子来阐释:“譬如,路上见一老人摔倒。依照佛教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理念,行善者或许会觉得,我当立即上前搀扶,即便此事存有风险,譬如被误解、被讹诈,甚至因此惹上麻烦,亦在所不惜。因为救度众生,便要有代众生受苦、承担风险的觉悟。这一点,与基督教中耶稣以自身之死替大众赎罪的核心理念,颇有相通之处,皆强调一种无私的、甚至带有牺牲精神的奉献。”
听到这里,可可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这确实是她印象中普遍认可的“好人”标准。
然而,刘晓晨道长话锋一转:“但在我道家看来,慈悲,首先源于内心的良善,是自发的情感,而非外在的强制责任。众生的苦难与过错,有其自身的因果缘法,本质上应由其自身承担,与旁观者并无必然的关联。老人摔倒,或许是因为他自己不慎,或许是家人照料不周,此乃他自身命运链条中的一环。你本无义务必须做什么。”
可可微微蹙眉,觉得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冷漠?
但道长接下来的话,让她陷入了思考:“然而,你若心有不忍,心生慈悲,自然可以行动。但道家强调‘善利万物而不争’,‘动善时’。你可以在确保自身安全、不引火烧身的前提下施以援手——比如,立即通知正在附近巡逻的喵警队员(执法人员),或者,用我们道家的方式,远远地画一道安神符掷于其侧,祈愿他能得到救助。至于他最终能否得救,是安然无恙还是不幸离世,那便是他的造化与天命了,与你无关。道家认为,慈悲是我心善之所向,而非如佛教般强调必须‘代众生受过’。个人业力个人担,谁也无法真正替代。”
他甚至用可可熟悉的领域举例:“就像你救助流浪动物,它们或许会因恐惧而抓咬你,但除此之外风险相对可控,那么你出于善心去救助,是可以的——但请记住,是‘可以’,而非‘必须’。因为它们成为流浪动物,本质上也是它们自身命运的一部分。而像扶起倒地老人这种潜在风险巨大的情况,道家则更倾向于劝你不要轻易将自身牵扯进去,以免善心反遭恶报。”
他最后用了一个略带尖锐却直指核心的比喻:“话糙理不糙地说,若见人欲跳楼,你可以好言相劝,可以尝试伸手拉他一把,但绝不可将自己置于险地去强行阻拦。因为他人在极端情绪下,很可能将你也拖拽下去。倘若最终没能拉住,他终究跳了下去,那责任在于他自己求死之心,而非你救援不力。你无需为此背负道德的枷锁。”
记者适时地追问:“那按照您的说法,佛教和基督教所倡导的牺牲与奉献,难道是错的吗?”
刘晓晨道长摇了摇头,神色平和而包容:“非也。贫道并非评判对错。世间万法,各有其理,各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佛教的‘代众生受苦’,如同佛祖割肉喂鹰,其发心是无比伟大和纯粹的,自有其感召力和特定的适用情境。基督教的替罪与救赎,亦是基于其教义逻辑的崇高选择。只要一种思想不行伤害他人之实,便无绝对的对错之分,只是看个人更倾向于认同哪一种思维方式,哪一种理念更契合你的心性与认知,更能引导你走向内心的安宁与积极的生活。”
节目还在继续,但可可的内心却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她原本以为道教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存在,此刻却看到了它背后一整套关于个人与外界、善良与自保、责任与边界的深刻哲学。
她回想起自己守护希宇的过程,何尝不是一种在极致付出与自我保护之间的艰难平衡?她愿意为希宇付出一切,但若因此彻底耗尽自己,甚至引祸上身,那最终的结局对希宇而言恐怕更是灾难。道家的这种“清醒的慈悲”、“有界限的善良”,似乎为她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在倾力守护的同时,也要保全自己,因为只有自己安然存在,守护才能持续。
她低头看了看靠在自己身边、安静玩着手指的希宇,心中豁然开朗。她对道教的认知,不再局限于“驱邪治病”,而是开始看到了它作为一种人生智慧,对积极、理性、可持续地生活所带来的深远意义。这份领悟,让她对刘晓晨道长的敬佩,也从个人能力层面,上升到了对其所承载的思想智慧的深深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