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日子，像老槐树的影子一样悠长。
疯婆子——村里人渐渐改叫她李婶了——在院墙边种的凤仙花，每年夏天都开得泼泼洒洒，红的、粉的、紫的，把半面墙染成了花瀑布。顾远春天来的时候，总会蹲在花前看半天，说城里的公园也种凤仙花，可没这么热闹。
李婶的棉袄衬里早就磨得发旧，但她舍不得换，每年冬天拿出来穿，还是会下意识地摸一摸边角那个“远”字。有次顾远看见，笑说：“我再给您扯块新布吧，这都起球了。”
李婶摇头，手里纳着鞋底，线在布上穿梭得又快又稳：“旧的暖和，贴身子。”她顿了顿，抬头看他，“你城里的工作忙，不用总跑回来，我这儿挺好的。”
顾远没接话，从包里掏出个小匣子，打开是副老花镜：“上次见您穿针线总眯着眼，买了副轻便的。”
李婶接过眼镜戴上，镜片后的眼睛亮了亮，低头继续纳鞋底，嘴角却没压下去。
那年秋天，村里来了个拍纪录片的剧组，想拍些乡村生活的镜头。摄影师一眼就看中了李婶家的凤仙花墙，还有坐在花前做针线的她。镜头里，李婶的白发被阳光染成了金褐色，手里的线穿过布面，和墙上的花影缠在一起，像幅流动的画。
采访时，编导问她：“您守着这院子这么多年，觉得日子苦吗？”
李婶抬头望了望老槐树，又看了看院门口——顾远正帮着春生搬玉米，笑声顺着风飘过来。她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了朵花：“苦啥？花在开，人在笑，日子跟这凤仙花似的，年年都有新颜色。”
镜头扫过墙角的旧棉袄，扫过花墙上停着的蝴蝶，最后落在顾远回头望向这边的笑脸上。没人知道李婶当年等的是谁，也没人知道顾远每年往返城乡的意义，就像没人知道老槐树的根在地下盘了多深——有些故事，不必说透，风会记得，花会记得，年年岁岁的春天，都会记得。
后来，那部纪录片在县里放的时候，李婶坐在第一排，看着屏幕里自己的样子，悄悄摸了摸口袋里的老花镜，镜片反射的光里，仿佛又看见那年夏天，凤仙花落在蓝布衬里上的影子，轻轻巧巧的，像个没说出口的梦。
转眼又是一年开春，院墙边的凤仙花刚冒出嫩芽，顾远就踩着薄雪来了。他这次没带什么新鲜玩意儿，只拎了个鼓鼓囊囊的布包，打开一看，是件新做的棉坎肩，藏蓝色的面子，里子铺着厚厚的驼毛。
“去年见您总说后背发凉，”顾远挠挠头，把坎肩往李婶手里塞，“我娘给做的，她眼神好，针脚比机器纳的还匀。”
李婶捏着坎肩的边角，指尖触到细密的针脚，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暖了一下。她记得顾远提过，他娘是镇上有名的裁缝，年轻时在国营服装厂做过师傅。“让你娘费心了，”她叠好坎肩放进柜子，又从坛子里舀出半碗腌好的腊梅酱，“这是去年冬天收的腊梅花做的，就着馒头吃，能败火。”
顾远接过坛子，鼻尖萦绕着淡淡的花香，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到李婶时，她还总抱着那件旧棉袄发呆，棉袄上的补丁比花还多。如今她柜子里挂满了新做的衣裳，蓝的、灰的、月白的，都是顾远陆续带回来的布料，李婶自己裁了缝，针脚虽然不如他娘利落，却透着股自在的鲜活。
这天午后，村头的广播喇叭突然响了，喊着让各家去领新的种子。李婶放下手里的绣花绷子——她最近迷上了十字绣，正绣一幅“富贵牡丹”，说是要给顾远的新房当嫁妆。“我去去就回，”她把绷子往顾远怀里一塞，“帮我盯着线，别让猫挠了。”
顾远抱着绣花绷子，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晒太阳。春风吹过，带来远处麦田的清香，几只蜜蜂在凤仙花苗上嗡嗡打转。他低头看着绷子上半开的牡丹，忽然发现李婶的绣法很特别，花瓣边缘总带着点不规则的弧度，不像书上的样本那样规整，倒像是……他猛地想起小时候在画册上见过的凤凰尾羽，张扬又灵动。
正看得出神，忽然听见院门口有人吵架。一个尖利的女声划破午后的宁静：“凭什么她家能领三斤稻种？我们家就两斤半！是不是看她跟那城里小子走得近，干部就偏心？”
顾远皱起眉，刚要起身，就见李婶拎着种子袋回来了，脸涨得通红：“王翠花你说话讲点良心！我家人口本来就比你家多一口，不信去大队部查户口！”
“多一口？谁知道那口人是不是你捡来的野汉子！”王翠花叉着腰，眼神像淬了毒的针，“整天跟个没结婚的小伙子拉拉扯扯，老脸都丢尽了！”
李婶手里的种子袋“啪”地掉在地上，稻种撒了一地。她浑身发抖，嘴唇哆嗦着，却说不出一个字——年轻时那些被指指点点的日子，那些“疯婆子”“克夫命”的骂名，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差点把她淹没。
就在这时，顾远忽然站起身，挡在李婶面前。他没提高声音，却字字清晰：“王大娘，您家的稻种是按人头分的，李婶家的户口本上确实多一个人，是她早逝的丈夫，队里照顾烈士家属，一直保留着份额。”他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开给众人看，“这是民政局发的证明，您要是不信，现在就去公社查。”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围观的村民：“还有，我是李婶的远房侄子，每个月来看看长辈天经地义。谁要是再嚼舌根，别怪我不客气——我认识县报社的记者，正好缺素材写篇‘乡村流言与道德’的报道。”
王翠花的脸一阵青一阵白，嘟囔着“谁知道是不是真的”，灰溜溜地走了。围观的人见没热闹看，也渐渐散了。
李婶蹲在地上捡稻种，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下来，砸在泥土里，洇出小小的湿痕。“都怪我，”她哽咽着，“连累你被人说闲话。”
顾远也蹲下来帮她捡，指尖碰到她的手背，粗糙，却带着温度。“说什么傻话，”他把捡好的稻种倒进袋子，“嘴长在别人身上，爱说就让他们说去。反正我们自己心里清楚，我们是啥关系。”
李婶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他，忽然笑了，笑得眼泪更多了：“是啊，我们是啥关系呢……”
那天晚上，李婶把那幅“富贵牡丹”绣完了。她在牡丹旁边加了两只依偎的小鸟，一只羽毛是灰蓝的，像天空的颜色；一只带着点褐红，像夕阳的余晖。顾远看着绣品，忽然说：“等秋收完，我带您去城里逛逛吧？看看电影院，再去百货大楼买块的确良，做件新衬衫。”
李婶的眼睛亮起来，像落了星子：“真的？”
“真的，”顾远点头，心里盘算着该请几天假，“顺便去拍张合照，放大了挂墙上。”
“挂墙上？”李婶脸一红，“怪不好意思的。”
“有啥不好意思的，”顾远笑着帮她理了理额前的碎发，“就当是……给那些嚼舌根的人看看，李婶现在过得好得很。”
秋风起的时候，稻田翻起金浪，李婶家的凤仙花开得正好，红的像火，粉的像霞。顾远如约来了，骑着辆半旧的自行车，后座绑着个新做的竹筐。“上来吧，”他拍拍后座，“咱们先去镇上赶车，晚上就能到城里。”
李婶换上新做的蓝布衬衫，领口别着顾远送的珍珠发卡，第一次坐自行车，紧张得抓住顾远的衣角不敢放。风从耳边吹过，带着稻穗的清香，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有个模糊的身影也曾载着她，在田埂上飞驰，只是那时的风里，带着硝烟的味道。
她悄悄把头靠在顾远的背上，听着他哼起不成调的歌，心里像灌满了蜜糖。管他过去是苦是甜，管别人说长道短，此刻的风是暖的，稻子是香的，身边的人是真的——这就够了。
至于那幅“富贵牡丹”，后来被顾远装了框，挂在了新房的客厅中央。有客人问起，他总笑着说：“这是我家老太太绣的，她呀，手巧着呢。”
而李婶每次听见，都会抿着嘴笑，眼角的皱纹里，盛着的都是藏不住的甜。
城里的日子和乡下不一样。
李婶坐在顾远家的沙发上，看着窗外川流不息的自行车，眼睛瞪得圆圆的。顾远娘端来一碗冰糖雪梨，笑着说：“别拘束，就当在自己家。晚上让小远带你去看电影，新上映的《朝阳沟》，听说可好看了。”
李婶接过碗，指尖触到温热的瓷壁，心里暖烘烘的。她把带来的腊梅酱递给顾远娘：“这是俺自己做的，不值啥钱，您尝尝。”
“你这手艺可真巧，”顾远娘打开坛子闻了闻，“比供销社卖的还香。回头教我做做？”
“成啊，”李婶笑了，“等开春采了腊梅，俺手把手教您。”
两人越聊越投缘，从绣花说到做菜，从庄稼说到城里的新鲜事。顾远坐在旁边听着，看着李婶不再像刚来时那样拘谨，嘴角的笑意藏不住——他早知道娘会喜欢她，就像知道老槐树下的风，总会吹向有花的地方。
晚上去电影院的路上，李婶攥着顾远给她买的新布鞋，一步一挪。城里的路灯亮得晃眼，不像乡下的煤油灯，昏黄却踏实。“俺还是觉得家里好，”她小声说，“这儿太吵了。”
顾远放慢脚步，和她并肩走：“等看完电影，我带您去护城河边上走走，那儿安静，有树有水，像咱村的河边。”
护城河的晚风果然和村里的像，带着点水汽的凉。李婶靠在石栏上，看着水里的灯影，忽然说：“其实……俺早就不疯了。”
顾远没说话，等着她往下说。
“柱子走的第三年，俺就想明白了，”她望着远处的灯火，声音轻轻的，“人不能总活在过去里，日子得往前看。只是那时候，没人跟俺说话，俺就自己跟自己说，说着说着，就成了别人眼里的‘疯婆子’。”
顾远想起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抱着旧花布发呆的样子，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他伸手，轻轻握住她的手——那双手布满老茧，却比城里姑娘的手更让人踏实。“以后有我呢，”他说，“想说啥就说啥，没人再笑话你。”
李婶的手颤了颤，没抽回来。水面的灯影晃啊晃，像那年槐树下，他送的那块新花布，红得暖人。
在城里住了半个月，李婶学会了用自来水，学会了看墙上的挂钟，甚至跟着顾远娘学会了跳广场舞。但她还是惦记乡下的凤仙花，惦记春生家的玉米地，惦记老槐树下的阳光。
“回去吧，”顾远帮她收拾行李时，她说，“花该浇水了，不然等俺回去，怕是要枯死了。”
顾远知道留不住她。乡下的土坯房，院墙边的花，还有那棵老槐树，早把根扎进了她的日子里。“我送您回去，”他说，“顺便把城里的花籽带些，种在您的花墙边上，让它们也沾沾乡下的土气。”
回村那天，春生带着半村的人在村口接。李婶从自行车后座跳下来，看见院墙边的凤仙花果然蔫了，赶紧拎着水桶去浇。顾远站在旁边笑，看着她弯腰时，蓝布衬衫的衣角扫过花丛，像只停在花上的蝶。
没过多久，顾远又来了，这次带了个大木箱。打开一看，是台蝴蝶牌缝纫机。“娘说您做针线费眼睛，”他把缝纫机摆在堂屋最亮的地方，“这玩意儿快，省力。”
李婶摸着锃亮的机身，眼泪差点掉下来：“你这孩子，净乱花钱。”
“不乱花，”顾远拿起块布料，塞进机器里，“以后您绣完花，我帮您踩缝纫机，咱娘俩合作，给全村人做新衣裳。”
李婶被他逗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着光。
那年冬天，村里办起了缝纫社，李婶当师傅，教姑娘媳妇们做衣裳。顾远每个周末都回来帮忙，踩着缝纫机的样子，比在城里开会还认真。有人打趣他：“小顾同志，干脆入赘到咱村得了，跟李婶搭个伴，多好。”
顾远不恼，笑着看李婶。李婶红了脸，手里的尺子往那人身上拍：“瞎起哄啥？俺们是……是忘年交！”
“忘年交”三个字，被风送得老远，落在老槐树上，惊起几只麻雀，叽叽喳喳的，像在说“知道了，知道了”。
开春的时候，缝纫社接了个大活，给公社的文艺队做演出服。李婶带着姑娘们绣了满满一墙的牡丹，红的、粉的、紫的，比院墙边的凤仙花还热闹。顾远踩着缝纫机，把这些花缝在衣裳上，针脚走得又快又匀。
演出那天，李婶和顾远坐在台下，看着穿花衣裳的姑娘们在台上跳舞，像一群飞起来的蝴蝶。春生凑过来说：“婶子，您看那朵最大的牡丹，多像您当年没绣完的那朵。”
李婶笑着点头，没说话。她知道，那朵没绣完的牡丹，早就开在了日子里，开在了缝纫机的嗒嗒声里，开在了每个周末从城里开来的自行车轮印里，开得比任何时候都艳。
至于后来顾远有没有入赘，李婶有没有搬进城里，村里的人说法不一。有人说看见顾远把城里的户口迁到了村里，有人说李婶的缝纫机被搬到了城里的新家。
只有老槐树知道答案。它看着每年春天，有辆自行车载着两个人，从城里回到乡下，在花墙前停住；看着每年秋天，有辆自行车载着两个人，从乡下去往城里，车后座绑着满满的腊梅酱和新收的玉米。
风穿过槐树叶，带着城里的煤烟味和乡下的泥土香，像一首没唱完的歌，在时光里轻轻飘着，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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