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斯越哭得脱了力,胸腔里只剩下空洞的喘息。他挣扎着,用手铐中间有限的铁链撑住地面,艰难地站起身。沉重的脚镣拖在水泥地上,发出哗啦——哗啦——令人心碎的声响。他没有看安旎,只是踉跄地、一步一步地,挪向特殊监室角落里那个开放式的卫生间。
安旎的目光追随着他,最终落在那角落。
那里与通铺区仅有一堵半米高的矮墙象征性地隔开。一个不锈钢的蹲便器毫无遮掩地立在旁边,紧挨着一个同样冰冷的不锈钢洗手池。这就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所能拥有的、关于“隐私”的全部定义。
安旎的心像是被那冰冷的金属边缘狠狠硌了一下。她忽然清晰地意识到,在过去这两天,乃至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周斯越所有的生理需求——洗手、洗脸,甚至更私密的如厕,都不得不暴露在头顶那个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监控摄像头下,暴露在她这个“陪伴者”的视线里。
法律和规定有其必要性,但在这一刻,这种对一个人最基本尊严的剥夺,让安旎感到一种近乎窒息的怜悯。那是一种物伤其类的悲怆,是对一个即将消亡的生命,在最后时刻仍被如此对待的无力与心痛。她的眼眶瞬间红了,温热的泪水迅速积聚,几乎要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她死死咬住下唇,强迫自己将那股酸涩逼了回去。
周斯越弯下腰,用戴着手铐的双手,有些笨拙地捧起冷水,胡乱地泼在脸上。水珠顺着他苍白的脸颊滑落,混着未干的泪痕,分不清是水还是泪。他甩了甩头,水渍溅在冰冷的墙壁和地面上。
他转过身,没有再看那个洗手池,也没有看安旎,只是默默地、疲惫地挪回通铺边,靠着墙壁滑坐下去。他似乎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闭上了眼睛。不再有言语,不再有哭泣,只有胸口微弱的、规律的起伏。不一会儿,或许是极度的身心俱疲,他竟然就那样歪着头,流着泪,沉沉地睡了过去。
监室里只剩下他均匀而轻微的呼吸声,以及镣铐随着他呼吸偶尔发出的细微金属摩擦声。
安旎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凝视着他沉睡的侧脸。睡梦中,他紧蹙的眉头似乎松开了一些,但那深刻的悲伤痕迹依旧刻在眉宇之间。她想起心理咨询师的话,想起他那个支离破碎的童年,想起他对母亲那份扭曲的依恋。
尽管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比周斯越小一岁,但在此刻,一种超越年龄、超越身份的复杂情感驱使着她。她轻轻起身,走到通铺边,小心翼翼地坐在他身旁,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
她像一个温柔的大姐姐,守护着受尽委屈后终于疲惫睡去的弟弟;更像一个怜悯的母亲,看着自己命运多舛、即将永别的孩子。她抬起手,极其轻柔地、一下一下,拍着他瘦削的背脊,仿佛在安抚他梦中可能依旧存在的惊惧。
过了一会儿,她看到他有些凌乱的头发被未干的水珠和泪水黏在额角,便伸出微微颤抖的手指,极其小心地,帮他将那些发丝理顺,动作轻柔得如同拂过易碎的珍宝。
时间在寂静中流淌,窗外依旧是无边的黑暗。
……
当第一缕熹微的晨光透过厚重的窗帘缝隙,吝啬地挤进一丝灰白时,监室的门被从外面打开了。管教民警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上面放着一只碗,里面是热气腾腾的鸡蛋肉丝面,还有一把塑料勺子。
最后一餐。
周斯越被惊醒,他睁开眼,眼神有片刻的迷茫,随即迅速被冰冷的现实填满。他沉默地看着民警将托盘放在通铺上。
民警退了出去,门再次关上。
周斯越看着那碗面,没有动。他手腕和脚踝上的镣铐,让他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显得异常笨拙和艰难。
安旎看着他那双被铐住的手,看着他那连拿起碗和勺子都极为不便的样子,心头一酸,几乎没有丝毫犹豫。
她俯身,端起了那只碗。碗壁的温度透过指尖传来,带着一点人间烟火的暖意,在这冰冷的清晨显得如此不真实。她拿起那把塑料勺子,舀起一勺带着鸡蛋和肉丝的面条,轻轻吹了吹,然后递到周斯越的嘴边。
她的动作自然而轻柔,眼神里没有施舍,没有怜悯,只有一种沉静的、近乎悲悯的温柔。就像一个姐姐,在照顾生病的、行动不便的弟弟。
周斯越的身体猛地僵住。他抬起眼,难以置信地看着安旎,看着这个代表国家公诉力量、本应与他泾渭分明的女检察官。她的眼神清澈而坚定,带着一种穿越了法律界限、直抵生命本身的人性光辉。
他的嘴唇翕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他深深地看了安旎一眼,那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有震惊,有抗拒,有一闪而过的屈辱,但最终,都融化在那勺温热的面条前。
他微微张开了嘴。
安旎小心翼翼地将面条喂进他嘴里,看着他机械地、缓慢地咀嚼,吞咽。整个过程,两人都没有再说话。只有勺子偶尔碰到碗边的轻微声响,和他镣铐间或的碰撞声,在黎明的寂静中,交织成一曲无比沉重、令人心碎的生命终章。
一碗面,在安旎一勺一勺的喂食下,终于见了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