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那天,林野在旧物市场的樟木箱里翻到了一张泛黄的明信片。卡片边缘卷着毛边,正面是幅手绘的银杏林,金箔似的叶子簌簌落在青石板路上,背面只有一行娟秀的小字:“明日午后三点,老邮局门口见,有落叶要托你寄走。”没有署名,没有日期,邮戳的痕迹被水渍晕成了模糊的灰斑。
他捏着明信片站在巷口,秋风卷着碎金般的银杏叶扑在脸上。这条叫“邮电路”的老巷他走了二十年,巷尾的老邮局去年冬天就封了门,铁门上还贴着褪色的“暂停营业”通知,玻璃蒙着厚厚的灰,像蒙着双老花的眼。
“小伙子,这明信片是从老沈家的箱子里翻出来的吧?”摆摊的老太太裹着藏青色棉袄,指节皱得像老树皮,“沈先生以前是这儿的邮差,十年前走的,走之前还总在邮局门口等个人呢。”
林野的心轻轻颤了一下。他是市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对旧物有种天生的敏感。那张手绘银杏林的笔触很熟,像是在哪本旧书里见过。回到图书馆的修复室,他翻出压在柜底的《邮电路风物志》,扉页的铅笔素描赫然就是明信片上的场景——老邮局门口那棵三人合抱的银杏树,枝桠斜斜探过青灰的瓦檐,树下站着个穿蓝布邮差服的年轻人。素描右下角有个极小的签名:“知夏”。
“知夏”是三十年代的女画家,擅长画市井风物,现存的作品不足十幅,图书馆藏着她唯一一本画册。林野翻开画册,最后一页夹着张未完成的速写:穿邮差服的男人蹲在银杏树下,正把一片银杏叶夹进信封,女人的侧影立在他身后,手里握着支画笔,笔尖还沾着明黄的颜料。画纸下方有行小字:“民国二十六年霜降,遇阿砚,见银杏落满肩头。”
阿砚——老邮局的最后一任邮差,沈砚秋。林野忽然想起,去年整理图书馆地下室时,曾见过一个贴着“沈砚秋”标签的铁皮盒。他抱着盒子跑回修复室,钥匙插进锁孔时指尖都在抖。盒子里没有贵重物品,只有一沓泛黄的信件,信封上的邮票都是民国时期的,收信人栏写着“知夏亲启”,却从未贴过邮戳。
最底下压着本牛皮纸日记,扉页写着“民国二十五年,入邮局当差,遇知夏于银杏树下”。林野逐页翻看,字里行间都是细碎的欢喜:“今日送邮件至巷尾画室,知夏小姐正画银杏,她说叶子落得太快,想寄给远方的朋友,却不知地址”“她教我认颜料,钴蓝是天空的颜色,藤黄是银杏的颜色,朱砂是心口的颜色”“民国二十六年中秋,知夏说要去重庆办画展,走之前会来邮局寄信”。
日记的最后一页停在民国二十六年霜降,字迹潦草得几乎辨认不清:“知夏未赴约,听说城门口乱得很,她或许是走了。今日捡了许多银杏叶,夹在信封里,等她回来寄给她。”
林野盯着那行字,忽然听见窗外传来“沙沙”的声响。他走到窗边,看见老邮局门口的银杏树下,站着个穿米白色风衣的姑娘,正弯腰捡一片银杏叶。姑娘转过身,林野的呼吸骤然停住——她的眉眼,竟和画册里知夏的侧影有七分相似。
“你好,请问这里是邮电路老邮局吗?”姑娘走到他面前,手里捏着片银杏叶,“我叫沈知夏,来找我爷爷的东西。他叫沈砚秋,以前是这儿的邮差。”
林野把铁皮盒和明信片递过去,指尖碰到她的手,温温的。沈知夏翻开日记,看到霜降那页时,眼泪落在纸页上,晕开浅浅的痕。“我奶奶就是知夏,”她声音轻轻的,“当年她去重庆后,城就封了,再也没回来。她总说,有个邮差在银杏树下等她,要帮她寄落叶。”
那天午后,他们在老邮局门口的银杏树下,把铁皮盒里的信一一拆开,取出夹在里面的银杏叶。叶子早已枯成褐色,却依旧完整。沈知夏从包里拿出个笔记本,里面夹着片保存完好的银杏叶,叶梗处系着根红绳。
“这是奶奶留给我的,”她说,“她说这是民国二十六年霜降那天,她在画室门口捡的,本来想第二天带给爷爷,让他寄给远方的朋友。”
林野看着那片叶子,忽然想起明信片上的话:“有落叶要托你寄走。”原来那些没寄出去的落叶,早被时光妥帖地收着,等了八十年,终于等到了赴约的人。
夕阳西下时,银杏叶落在他们肩头,像一场迟来的雪。沈知夏把爷爷的日记和奶奶的银杏叶放进铁皮盒,说要带回重庆,放进博物馆。林野帮她抱着盒子,走在铺满落叶的巷子里,脚步声被叶子裹着,轻轻的,像在说一个未完的故事。
“明年霜降,我们再来吧?”沈知夏忽然停下脚步,转身看着他,眼里映着漫天的金黄,“看看这棵银杏树,有没有新的落叶要寄走。”
林野点头,风卷着一片银杏叶落在他掌心。他想起古籍修复时,常遇到残缺的页角,需要用最细的糨糊,一点点把时光的裂缝补好。原来有些故事,哪怕隔了八十年,只要有人记得,就能在某个霜降的午后,重新长出温暖的枝桠。
老邮局的铁门依旧关着,但玻璃上的灰被风吹散了些,能看见里面堆着的旧邮袋。林野忽然觉得,或许明天午后三点,会有个穿蓝布邮差服的老人,站在银杏树下,手里捏着封信,等一个要托他寄落叶的姑娘。而那些没寄出去的思念,早已化作漫天银杏,年复一年,落在邮电路的青石板上,成了时光最温柔的邮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