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野再见到沈知夏，是在惊蛰后的第七天。重庆寄来的快递裹着潮湿的水汽，信封上贴着枚手绘的银杏邮票，笔触和明信片上的如出一辙——沈知夏说，这是她照着奶奶画册里的纹样仿的，背面还压了片新摘的银杏叶，嫩绿得能掐出水来。
“博物馆想办场‘时光邮差’特展，”电话里她的声音裹着风，“我整理奶奶的旧物时，在樟木箱夹层里发现个布包，里面有本民国三十五年的笔记本，写着‘赴邮电路，寻阿砚’。”
林野捏着那片新叶，突然想起老邮局拆迁的通知。前几天路过巷口，看见施工队围着银杏树搭脚手架，李师傅说要把树移栽到纪念馆门口，树根处的土坑还没填，黑褐色的泥土里隐约露着点布角。
他当天就请了假，带着铁锹往老邮局跑。三月的风还带着凉意，银杏枝桠上的新芽刚冒头，林野蹲在土坑边扒土，指尖被石子磨得发红，终于勾出个褪色的蓝布包。里面裹着个铁皮盒，比沈砚秋那个小一圈，盒盖上刻着“知夏”二字，边角锈得发脆。
打开的瞬间，林野的呼吸顿了顿——里面没有信件，只有叠得整齐的蓝布邮差服，袖口缝着块补丁，针脚和沈砚秋日记里的字迹一样工整。衣服口袋里塞着张泛黄的纸，是张民国三十五年的车票，从重庆到本市，日期是霜降。
“民国三十五年霜降，我到邮电路时，老邮局的门已经锁了。”纸上的字迹比明信片上的成熟些，带着颤抖，“邻居说，沈砚秋先生三年前娶了杂货店的老板娘，生了个儿子。我把邮差服埋在银杏树下，就当是送他的新婚礼。”
林野盯着“新婚礼”三个字，突然想起沈知夏说过，爷爷终身未娶。他立刻翻出手机，拨通沈知夏的电话，听筒里传来翻东西的声响，过了会儿，沈知夏的声音带着哭腔：“奶奶的笔记本里写着，那天她在杂货店看见个穿蓝布邮差服的男人，抱着个孩子，就没敢上前。”
“那不是你爷爷，”林野看着土坑里的布包，“李师傅说，当年老邮局有个学徒，总穿沈砚秋的旧衣服。”
挂了电话，林野把邮差服小心地放进盒子里。风卷着银杏新芽落在盒盖上，他忽然觉得，民国三十五年的那个霜降，知夏站在巷口，看着穿旧邮差服的学徒，以为错过了一生；而沈砚秋或许就在图书馆的古籍部，翻着知夏画的《邮电路风物志》，等着一个不会赴约的人。
傍晚时，沈知夏赶了过来，穿米白色风衣，手里抱着奶奶的笔记本。她蹲在土坑边，把笔记本摊开在铁皮盒旁，页面上画着棵银杏树，树下站着个穿蓝布邮差服的男人，旁边写着：“若有来生，不待霜降，春初便来。”
“奶奶去世前说，”沈知夏的指尖抚过画页，“她总梦见银杏树下有个人，伸手要接她的落叶，却总抓不住。”
林野看着她泛红的眼眶，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个信封，上面贴着枚新画的邮票，图案是春初的银杏新芽，邮戳是当天的“邮电路·惊蛰”。“这是给你的，”他的耳朵发烫，“等银杏树移栽好了，我们一起把它埋在树根下，就当是替他们赴了春初的约。”
沈知夏接过信封，指尖碰到他的手，和去年那个霜降午后一样温热。施工队的灯亮了起来，昏黄的光落在他们身上，银杏枝桠的影子投在土坑边，像两只交握的手。
“明年春初，我们再来吧？”沈知夏忽然说，眼里映着灯光，“看看新芽，也看看他们没说出口的话。”
林野点头，把铁皮盒递给她。风卷着片新芽落在信封上，他想起古籍修复时，遇到最脆弱的纸页，要用竹镊子轻轻夹起，就像对待这些跨越半生的思念。原来有些错过，不是因为不爱，只是因为差了一句“我还在等”。
施工队的声音渐渐远了，老巷里只剩下他们的脚步声，和银杏新芽轻轻的“沙沙”声，像在说一个刚开头的新故事。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63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