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臣迭起

左顺门的血迹被清水反复冲刷，终是淡去了痕迹，但那弥漫在紫禁城空气中的血腥气，却久久不散。嘉靖皇帝以雷霆手段赢得了“大礼议”的最终胜利，也彻底确立了自身不容置疑的权威。曾经声势浩大、以气节相标榜的“护礼派”官员，或死或贬，或缄口不言，朝堂为之一空。权力的真空，急需填补。而皇帝本人，在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博弈后，似乎也对日复一日的朝会、奏章感到了些许倦怠，他需要代理人，需要能精准执行他意志、却又不会威胁到他绝对权力的手杖。

于是，以“议礼”之功跃上权力舞台的张璁、桂萼等人，便成了新时代的第一批弄潮儿。

张璁，这位因一篇《大礼疏》而简在帝心的新贵，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毫不妥协的作风，迅速成为嘉靖皇帝最倚重的臂膀。他被超擢入阁，虽资历尚浅，但圣眷正隆，气势直逼那些久历宦海的老臣。他深知自己的权力完全来源于皇帝的信任，故而行事果决，锐意推行改革，一是为了巩固权位，二也是真有几分整顿积弊的抱负。

在皇帝的支持下，张璁联合桂萼等人，大力推行以清理勋贵庄田、遏制宦官势力、整顿科举学政为核心的“嘉靖新政”。他们奏请核查皇亲国戚、勋臣宦官非法侵占的民田，收归国有或发还原主，此举触及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引来无数咒骂，却也暂时缓解了部分社会矛盾，为朝廷挽回了一些民心。同时，他们严格限制司礼监和宦官的权力，将批红之权更多地收归内阁，并改革科举，试图扭转空疏的学风。

这些举措，如同利刃，切割着正德以来留下的沉疴痼疾。朝野内外，对这位“骤贵”的阁臣，既有因其改革魄力而生的些许期待，更有因其手段酷烈、排斥异己而积累的深深敌意。张璁行走在宫禁之中，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些表面恭顺目光背后隐藏的忌惮与怨恨。但他不在乎，他只需对深居西苑的皇帝负责。

然而，皇权的恩宠，从来如风中烛火，明灭不定。张�桂一党权势熏天，渐有垄断朝纲之势，这本身便犯了帝王大忌。加之他们推行的改革树敌过多，反对的声音通过各种渠道，终是传到了日渐崇信道教的嘉靖皇帝耳中。皇帝开始觉得，张璁固然能干，但似乎过于锋芒毕露，不够“沉稳”。

恰在此时，另一个身影进入了皇帝的视野。夏言，江西贵溪人，以才略气度著称。他并非“议礼派”核心，却在张璁与翰林院旧臣激烈斗争时，因支持更定祀典（符合嘉靖皇帝抬高其生父地位的需求）而受到赏识。夏言仪表堂堂，奏对清晰，文采斐然，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以更含蓄、更符合“大臣体统”的方式贯彻皇帝的意图，同时又能在清流中保持不错的声音。

嘉靖皇帝对夏言的青睐日增。一次经筵之后，皇帝特意留下夏言，询问他对时政的看法。夏言侃侃而谈，既指陈时弊，又不似张璁那般咄咄逼人，言语间充满了为君分忧的忠悃。皇帝听得入神，不觉已是日暮。此后，赐予麒麟服、银章，允其密折奏事，恩遇日隆。

张璁敏锐地察觉到了威胁。他不能容忍有人挑战他首席辅臣的地位，尤其是一个资历远不如他的人。于是，他联合桂萼，寻找夏言的错处，发动弹劾。指责他“假借清议，阴结朋党”，“所行新政，多有纰漏”。朝堂之上，再度风起云涌。

夏言面对攻击，并不硬抗，而是以退为进，上疏乞休，言辞恳切，全是为国为民之思，丝毫不提个人委屈。这种姿态，反而更赢得了皇帝的同情与信任。嘉靖帝下旨慰留，并严厉申饬了上书攻击夏言的官员。

几个回合下来，张璁非但未能扳倒夏言，反而让皇帝愈发觉得他气量狭小，不能容人。加之其推行的清丈田亩等政策，在地方执行中弊端丛生，怨声载道，也给了反对者攻击的口实。皇帝的耐心在一点点消磨。

嘉靖十四年，张璁因病多次请求致仕，皇帝最初优诏慰留，后来竟渐渐准了。随着张璁的离去，他那一系的官员也纷纷被调离要职。“张党”势力如冰雪消融，迅速瓦解。

夏言顺理成章地递补入阁，并在不久后成为首辅。他吸取了张璁的教训，为政更加注重平衡，一方面继续推行一些温和的改革，清理驿传、整顿边备，卓有成效；另一方面则着力结交宫中有势力的宦官，对皇帝沉迷斋醮之事，也往往能巧妙地予以迎合或至少不正面反对。他权势显赫，出入有八抬大轿，追随者甚众，时人称之为“夏桂洲”（以其籍贯称之），可谓一时风头无两。

然而，权力的高峰往往也是悬崖的边缘。夏言的强势和偶尔流露出的“士大夫气”（例如在是否赐给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真人封号等问题上，他曾表示过保留意见），渐渐引起了嘉靖皇帝的不快。皇帝需要的是绝对顺从、能帮他处理好世俗政务、同时又不干涉他个人修玄爱好的“得力仆人”，而非一个有着独立意志的“合伙人”。

夏言尚未意识到，在他身后，一片新的、更阴沉的阴影正在悄然积聚。严嵩，这位同样以“青词”（献给天帝的奏章形式的骈文，嘉靖帝极看重）得幸的江西同乡，多年来一直隐忍蛰伏，对夏言执弟子礼，极为恭谨。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皇帝与夏言之间那微妙的裂痕。

严嵩工于心计，善于揣摩。他写的青词最合皇帝心意，他对皇帝的任何意向都无条件拥护，从不质疑。他像一条耐心的毒蛇，潜伏在夏言这棵大树的阴影下，等待着时机。他利用同乡关系，表面上对夏言唯命是从，背地里却悄悄收集着夏言的“过失”——某次奏对时不够恭顺，某次批答时未能体会圣意，甚至其家人在乡里的一些不端行为，都成了严嵩暗中记录在案的“罪证”。

夏言对此并非毫无察觉，但他过于自信，认为严嵩不过是个谄媚之徒，难成大器，并未真正放在心上。他依旧我行我素，甚至在一次关于收复河套的军事决策上，与皇帝产生了激烈的争执，虽然最终他的意见被采纳，但那强硬的姿态，已深深触怒了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

皇帝的耐心终于到了极限。一次，皇帝居西苑，秘令太监赐夏言香叶束发巾等道士服饰，命其入值西苑时穿戴，以示君臣同修之意。夏言认为此非人臣法服，拒不奉诏。而同时受赐的严嵩，却在召见时欣然穿戴，并冠以轻纱，精心修饰，皇帝大悦。

此事虽小，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清晰地表明，谁才是那个毫无保留、完全顺从的“自己人”。

嘉靖二十一年，借助一次日食带来的“天象示警”，以及严嵩父子精心罗织的“怨望讪谤”、“揽权纳贿”等罪名，嘉靖皇帝下旨，将夏言革职闲住。不久后，又寻由将其逮入诏狱，最终弃市。夏言的时代，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落幕。

严嵩，终于登上了首辅的宝座。他以古稀之年，凭借绝对的柔媚和精妙的权术，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专权时代。朝堂之上，张璁之锐，夏言之刚，皆已成过往云烟，如今弥漫的，是严氏父子一手遮天的阴翳。权臣迭起，你方唱罢我登场，而端坐西苑修道炼丹的嘉靖皇帝，则通过操纵和更迭这些“权臣”，牢牢掌控着这个庞大帝国的最终权柄，冷眼旁观着脚下的潮起潮落。只是，这频繁更迭的首辅，与愈发酷烈的党争，正在一点点侵蚀着大明王朝的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