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登基

隆庆六年的初夏，紫禁城笼罩在一片不祥的寂静中。年仅三十六岁的明穆宗朱载坖，在执掌这个庞大帝国仅仅六年后，便因纵情声色、健康透支而一病不起。五月的阳光透过窗棂，照亮了乾清宫寝殿内弥漫的沉重药味，也映照着龙榻上那张因浮肿而显得异常苍白的面孔。

内阁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以及成国公朱希忠等顾命大臣，被紧急召至御榻前。隆庆皇帝气息微弱，目光却异常清明地扫过眼前这些托孤之臣，最终落在跪在榻前、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翊钧身上。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留下了“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怠荒，保守帝业”的遗言。言毕，这位试图有所作为却天不假年的皇帝，便溘然长逝。

皇帝的骤然离世，如同抽去了帝国中枢的顶梁柱，留下一个年幼的继承人和一个权力瞬间真空的朝堂。按照遗诏，皇太子朱翊钧应在灵前即位。然而，一个九岁的孩童，如何能理解“皇帝”二字所承载的江山之重？又如何能应对这宫墙之内瞬息万变的暗流汹涌？

首辅高拱，这位性格刚直、权势正盛的老臣，在悲痛之余，内心深处或许也掠过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他自视有定策之功，又是先帝最倚重的托孤大臣，自然地将自己视为新朝理所当然的掌舵人。在得知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高拱所荐）可能被更替的传闻后，他情绪激动，甚至在阁中慨然言道：“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 此言虽出于对国事的忧虑，却也透露出其对自身权位的极度自信，以及对新君年幼、主少国疑的深深担忧。这句话，很快便通过隐秘的渠道，传到了某些有心人的耳中。

而次辅张居正，这位同样被委以顾命之任的湖广才子，此刻却显得异常沉静。他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关系密切，早已结为政治同盟。冯保，雅通文墨，深得两宫太后（隆庆皇帝皇后陈氏，谥孝安；朱翊钧生母李贵妃，后尊为慈圣皇太后）的信任，对高拱的专横早已不满。高拱那句欠考虑的话，经由冯保之口，传到李太后耳中时，已被渲染成了“高拱擅权，蔑视幼主，恐有异图”的险恶信号。

在皇权交替的关键时刻，内廷与外廷的微妙平衡，因高拱的失言而被彻底打破。李太后，这位出身寒微却精明强干的妇人，将儿子的皇位看得高于一切。任何可能威胁到儿子安全和大权的因素，都必须被清除。她与陈太后商议后，坚定地站在了张居正和冯保这一边。

六月十日，是为皇太子登基的吉日。清晨，文武百官身着丧服，齐聚紫禁城会极门外，准备入宫哭临大行皇帝。然而，宫门迟迟未开。当大门终于洞开时，走出来的并非惯常的礼官，而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他已在两宫太后的支持下，取代孟冲，掌握了司礼监和东厂的大权。冯保手捧一道来自两宫太后的懿旨和皇帝的圣旨，当众宣读。

旨意以严厉的口吻，指责高拱“揽权擅政，威福自专”，甚至“通不许皇帝主管”，以此为由，勒令其“回籍闲住，不许停留”。这道如同晴天霹雳的旨意，让跪在百官前列的高拱如遭雷击，顿时面如死灰，汗下如雨，瘫软在地，不能起身。张居正与另一位辅臣高仪（不久后病故）见状，虽早有预料或心中暗惊，亦不得不依旨行事。在张居正的“搀扶”下，这位昨日还权倾朝野的首辅，如同丧家之犬般，被缇骑押送出京，踏上了返回河南新郑老家的路途，其政治生命就此终结。这一事件，史称“逐高拱”，实为张居正与冯保联手，在皇权更迭的脆弱时刻，发动的一场干净利落的政变。

障碍既除，登基大典得以顺利进行。六月十日，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皇帝位，以次年（1573年）为万历元年。这位年幼的天子，身着不合身的衮冕，在庄严肃穆的礼乐和文武百官的叩拜中，坐上了那对他而言显得过于宽大的龙椅。他或许还不明白“万岁”呼声背后的含义，也不理解脚下这片江山所面临的积弊与危机，他只知道，从此刻起，他成了这紫禁城乃至整个大明帝国名义上的主人。

然而，真正的权力格局，已然重新塑造。两宫太后（尤其是生母李太后）垂帘听政，于宫中秉持大政方针；内廷有冯保掌管司礼监和东厂，成为连接宫府的关键枢纽；外廷则由张居正以帝师兼首辅的身份，总揽朝政，推行改革。一个以“皇帝—太后—冯保—张居正”为核心的新权力结构形成了。在这个结构中，年幼的万历皇帝更像一个象征符号，他的教育、言行乃至日常生活，都处于其母李太后和“张先生”的严格管束之下。

李太后对万历寄予厚望，管教极严。小皇帝稍有懈怠或行为不端，便会受到太后的严厉斥责，甚至常以“若使张先生闻，奈何？”相告诫，使得张居正在小皇帝心中，不仅是一位博学的老师，更是一位令人敬畏的严父般的存在。而张居正也倾注心血，为万历皇帝安排了严格的经筵日讲，亲自编纂《帝鉴图说》等启蒙教材，试图将这位少年天子培养成一位符合儒家理想的明君。

于是，在万历皇帝登基的最初几年，大明王朝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局面：皇帝在深宫读书学习，首辅在前朝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张居正利用这难得的“主少国疑”但权力高度集中的时机，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手腕，开启了明代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综合改革——“万历新政”。考成法整顿吏治，一条鞭法改革赋税，清丈田亩抑制豪强，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支持戚继光、李成梁巩固边防……一系列举措，使得嘉靖、隆庆以来积贫积弱的国势为之一振，国库充盈，太仓积粟可支十年，帑银充盈，史称“中外乂安，海内殷阜”。

然而，这表面的盛世之下，却也埋藏着深刻的隐患。张居正的权力过于集中，其“威权震主”之势已然显现；他对年幼皇帝近乎苛刻的管教，是否会在皇帝心中埋下逆反的种子？依赖于个人权威的改革，能否在其身后延续？

万历皇帝的登基，开启了一个充满矛盾与张力的时代。一方面，是张居正大刀阔斧改革带来的中兴气象；另一方面，是皇权旁落、幼主成长过程中必然伴随的压抑与挣扎。当那个在张先生和母后严格管束下成长的少年天子逐渐成年，他将会如何对待这份沉重的“遗产”，如何行使那本该属于他、却长期被代行的至高权力？这一切，都还是潜藏在盛世光辉下的未知变数。大明的航船，在张居正的强力掌舵下，正驶过一段相对平稳的河道，但前方的水情，已开始变得微妙而复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