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正秉政

万历皇帝登基后的紫禁城，表面上维持着新君临朝的肃穆气象，实则权力结构已悄然重塑。随着高拱被逐，内廷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与两宫太后（尤其是万历生母李太后）紧密联结，外廷则由新任首辅张居正以帝师身份独揽大权。一个以“太后—冯保—张居正”为轴心的铁三角稳固形成，而年幼的万历皇帝，则在这个权力框架内，开始了他在张先生严格教导下的帝王启蒙教育。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他历经嘉靖、隆庆两朝沉浮，早已对大明帝国的沉疴痼疾洞若观火。如今，天时（主少国疑）、地利（位居首辅）、人和（内廷支持）皆备，他决心以雷霆手段，推行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全方位改革，史称“万历新政”或“张居正改革”。其核心，在于“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中心目标则是扭转嘉靖以来“吏治因循、财政窘迫、边防废弛”的危局。

改革的第一把火，便烧向了瘫痪臃肿的官僚体系。万历元年，张居正奏请推行“考成法”。此法规定：六部、都察院将所属官员应办事务，酌量道路远近、事情缓急，订立期限，记录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部院留底，一本送六科备案，一本呈交内阁查考。六科负责稽查六部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对拖延积压之事进行参奏；内阁则通过六科控制六部，并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官员的升迁黜陟。

“考成法”如同一道紧箍咒，套在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头上。它打破了以往考核流于形式的弊病，将政务办理的效率与官员的仕途直接挂钩，实现了“月有考，岁有稽”，使得“政令万里，朝下而夕奉行”。以往拖沓推诿的官场风气为之一肃，行政效率显著提高。然而，此法也极大地强化了内阁（实为张居正个人）的权力，使其能够通过控制考核，有效驱使整个官僚机器为其改革目标服务，难免有“权侵部院”之讥。

在整顿吏治的同时，张居正也深知帝国财政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赋役制度混乱，豪强地主隐匿田产，转嫁负担，导致“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者地无立锥，反多徭役”。在清丈全国土地（详后）的基础上，张居正于万历九年，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

此法乃是将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各种杂征、土贡悉数合并，折算成银两征收，统一上缴。力役则由官府雇人应役。简化了税制，减少了官吏层层盘剥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将大部分税收货币化，适应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和白银大量流入（得益于隆庆开关）的趋势。

“一条鞭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摊丁入亩”，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史载，至万历十年左右，太仓（中央银库）积银达四百余万两，太仆寺（马政机构，亦存贮帑银）积银逾千万，国库充盈程度为明中叶以来所未有。然而，此法在执行中也存在弊端，如银两熔铸的火耗往往成为地方官新的盘剥借口，且将徭役完全折银，在遇到大型工程或战事时，容易出现雇役困难。

为了给“一条鞭法”提供可靠依据，张居正顶住巨大压力，于万历六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他任用张学颜为户部尚书，主持此事，要求各地“丈田亩、清浮粮”，严厉打击豪强地主隐匿田产的行为。尽管在清丈过程中，一些地方官为求政绩，存在“短缩步弓，虚增地亩”以加赋的现象，但总体上，这次大规模清丈基本摸清了帝国的田产底数，查出大量隐匿土地，为公平赋税奠定了基础。

在军事上，张居正任用并全力支持戚继光镇守蓟州、李成梁镇守辽东。他给予戚继光极大的信任和自主权，使其能够充分施展才能，修筑边墙，整顿营伍，训练车步骑混合兵团，打造了一支威震漠北的“戚家军”，使得蓟门晏然。而李成梁则在辽东屡破鞑靼、女真各部，武功赫赫。张居正还重用潘季驯，委以其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重任。潘季驯提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策略，卓有成效，保障了漕运畅通和沿岸民生。

张居正的改革，并非仅限于具体政策。他深知皇帝教育的重要性，亲自为小皇帝编纂《帝鉴图说》，选取历代明君贤臣的事迹和昏主佞臣的劣迹，配以插图和解说，深入浅出，寓教于乐。他为万历安排的经筵日讲极其严格，要求皇帝反复研读经史，探究治国之道。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下，少年万历对这位“张先生”既敬且畏，言听计从。

然而，张居正秉政的十年，也是其个人权威达到顶峰的十年。他以“非常之事，待非常之人”自况，行事果决，甚至有些专断。考成法使内阁权力空前集中，六部几成属吏；他打击政敌不遗余力，对批评其改革的言论往往予以压制；其家人子弟在家乡江陵，也难免倚仗其权势，行事多有跋扈之处。这些都为日后反张势力的反弹埋下了伏笔。

尽管如此，张居正改革在短期内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史称其时“太仓粟可支数年，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绩炳然”。大明王朝呈现出嘉靖、隆庆以来未曾有过的中兴气象。然而，这盛世的光芒，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张居正个人的权威和铁腕手段。当这位“救时宰相”一旦倒下，他所构建的改革大厦，以及他与少年皇帝之间那微妙而复杂的师生君臣关系，又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帝国的航船，在张居正的强力驱动下正破浪前行，但水下潜藏的暗礁，已悄然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