怠政始现

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常洛在历经十五年的波折后，终于被册立为皇太子，“国本之争”在形式上落下了帷幕。然而，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消耗战，早已彻底磨灭了万历皇帝朱翊钧对朝政的最后一丝热情与责任感。当文官集团以集体意志迫使皇帝在立储问题上屈服后，一种深刻的挫败感、厌倦感以及无声的报复心理，驱使这位曾经在张居正严格管教下也曾勤勉学习的君主，走向了前所未有的长期怠政。

皇帝的“怠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国本之争”的后期便已初现端倪，并在争国本结束后，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统治模式。其表现是多方面的，且对帝国肌体的侵蚀是系统性的。

最显著的特征，便是皇帝不再临朝听政。除了万历四十三年因“梃击案”（有人持木棍闯入东宫击伤太子内侍）而被迫召见群臣一次之外，万历皇帝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皇帝不朝时间最长的记录。庄严的皇极殿（奉天殿）御座常年空置，曾经象征帝国最高权力运行的常朝、午朝、经筵日讲等制度，几乎全部废止。皇帝将自己幽闭于深宫之内，与外廷的文武百官形成了物理和精神上的双重隔绝。

与不朝相伴随的，是奏疏的“留中不发”。各地、各部院呈报的题本、奏本，如同石沉大海，送达通政司，转呈司礼监，最终堆积在皇帝的寝宫——乾清宫（后期更多在启祥宫）的某个角落，往往再无下文。无论是关乎边疆安危的军情急报，还是涉及水旱灾荒的赈济请求，抑或是官员的任免升黜，大多得不到皇帝的批示（批红）。帝国的中枢决策机制，陷入了半瘫痪状态。没有皇帝的朱笔批红，许多重大政务便无法合法推行，行政效率低至冰点。

官员空缺的现象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由于官员的任免、考课需要皇帝最终裁定，而皇帝对此漠不关心，导致中央各部院、地方各省府的官员职位大量空缺。都御史（监察机构首长）、侍郎（各部副长官）、科道言官等职位，常年缺员不补。最严重时，内阁一度只剩叶向高一人，被称为“独相”；六部中，户部、刑部、工部等多名侍郎职位空缺，地方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封疆大吏亦多有缺失。整个官僚体系因为缺乏必要的官员运作而近乎停摆，政务堆积，吏治加速腐败。

万历皇帝为何如此怠政？其原因复杂而深刻。

其一，是“国本之争”带来的巨大心理创伤。皇帝深感自己作为天子的权威被文官集团以“礼法”为名无情地挑战和束缚，其个人意志无法得到贯彻。这种极度的挫败感，使他对外廷的官员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和厌恶，索性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以怠政作为无声的抗议和报复。

其二，是对张居正时代阴影的反动。张居正的严格管教和专权，虽然造就了“万历中兴”，但也给万历皇帝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压抑。在清算张居正后，他或许有一种挣脱所有束缚的快感，并将勤政也视为一种“束缚”，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彻底的放纵。

其三，是个人享乐与健康的因素。万历皇帝沉溺于酒色财气，身体状况不佳（可能患有腿疾或其他慢性病），这为他深居宫闱提供了生理上的借口。同时，他对财富有着近乎偏执的贪婪，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搜刮，充实内帑，这也分散了他对常规政务的注意力。

其四，是权力运作模式的畸变。由于皇帝怠政，实际的政务处理，更多地依赖于内阁的“票拟”和司礼监的“批红”。内阁大学士们不得不勉力维持，试图在皇权缺位的情况下，依靠惯例和有限的授权来处理日常事务。但这终究名不正言不顺，且极易引发内阁与部院、以及内阁内部因权力和政见不同而产生的纷争。司礼监太监的权力则趁机膨胀，他们掌握了沟通内外的渠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代行“批红”之权，为后来的宦官乱政埋下了伏笔。

皇帝的长期怠政，如同一种缓慢发作的剧毒，侵蚀着大明王朝的根基。

朝纲因缺乏核心决策而紊乱，政令不行，法令弛废。官员队伍因缺乏考核和激励而士气低落，贪腐之风愈演愈烈。边疆军务因奏报无门、粮饷不继而逐渐废弛，辽东的女真势力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悄然坐大。国家财政因税监横征暴敛（收入多入内帑而非国库）和正常税收体制的败坏而日益窘迫。底层百姓则在天灾人祸和层层盘剥中苦苦挣扎，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更为致命的是，怠政加剧了党争。由于正常的政治晋升和政务决策渠道阻塞，官员们不得不通过结交宦官、依附权贵、结成朋党等方式来寻求进身之阶和实现政治主张。不同派系之间互相攻讦，争论不休，将朝堂变成了意气之争的战场，国家的整体利益被抛诸脑后。

紫禁城的宫墙，仿佛将帝国分割成了两个世界。墙内，是万历皇帝醉生梦死、万事不理的“小世界”；墙外，是一个庞大帝国正在加速崩解的“大世界”。怠政，如同一种在盛世余晖下蔓延的瘟疫，无声无息，却足以致命。当北方的烽火终于燎原，当内部的流民终于揭竿，这个看似庞然大物的帝国，才会发现自己早已病入膏肓，而那个最应该承担责任的人，却依然深锁宫中，对窗外的风雨充耳不闻。怠政之弊，甚于暴政，它抽去了帝国最后的精气神，留给继任者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积重难返的烂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