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初起

万历皇帝长达数十年的怠政，如同抽去了帝国中枢的定海神针，不仅导致政务瘫痪、边防松弛，更在无形中催生并加剧了另一场足以吞噬王朝根基的祸患——党争。当正常的政治运作渠道因皇权的长期缺位而阻塞，当官员的升迁黜陟失去公允透明的标准，权力与利益的角逐便不可避免地转向非正式的、以人际关系和地缘纽带为基础的派系斗争。在这片由怠政造就的政治废墟上，朋党的幼苗破土而出，并迅速蔓生滋长。

党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国本之争”的激荡。在那场持续十五年的立储风暴中，官员们因立场不同而分野。那些坚持“立长”原则、不畏贬谪、敢于直谏的官员，如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等人，逐渐在士林中赢得了声誉，被视为清流砥柱。而另一些态度暧昧、或被认为依附郑贵妃势力、试图迎合帝意以图进身的官员，则被归为另一阵营。这场争论，不仅撕裂了君臣关系，也在文官集团内部划下了深刻的裂痕，为日后更激烈的党派对立埋下了伏笔。

万历二十二年，发生在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身上的一件小事，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顾宪成，南直隶无锡人，为人刚直，在“国本之争”中力主册立皇长子，声望卓著。因在推举内阁大学士的人选问题上触怒皇帝，被削籍革职，返回故乡无锡。回到家乡的顾宪成，并未就此沉寂。他与弟弟顾允成以及好友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一批同样因言遭贬或辞官归乡的士大夫，怀着“志在世道”的抱负，于万历三十二年，在北宋著名学者杨时讲学旧址——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发起修复并聚众讲学。

他们并非仅仅探讨心性义理，而是“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将讲学与评议时政紧密结合。顾宪成为书院题写的那副著名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精准地概括了他们的宗旨。东林书院很快便成为全国舆论的中心，吸引了大量不满朝局、怀抱理想的士人前来听讲、交流。他们通过书信往来、门生故吏网络，形成了一个声气相求、遥相呼应的政治群体，被时人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人以“清流”自居，他们的政治主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反对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要求减轻民困；主张整顿吏治，起用正直有为的官员；强调儒家道统，抨击一切他们认为败坏朝纲、背离礼教的行为和人品。他们的议论，往往切中时弊，在道义上占据高地，赢得了朝野许多士大夫和底层民众的同情与支持。

然而，东林党的崛起及其激进的评议风格，也必然地引来了反感和对抗。那些在政治上与东林意见相左，或因利益受损而敌视东林的官员，也逐渐集结起来。他们大多是在京的掌权官员，或因地域关系（如籍贯为山东的齐党、湖广的楚党、浙江的浙党、南直隶宣城地区的宣党），或因政治立场相近而结成同盟，共同对抗东林党。这些派系，被统称为“齐楚浙党”或其他非东林势力。

党争的焦点，最初围绕具体的人事任免和政策分歧展开。例如，在“京察”（对京官的考核）和“外察”（对地方官的考核）中，不同派系互相倾轧，力图将对方排挤出朝。东林党人往往利用其舆论优势，猛烈抨击对手“贪墨”、“邪佞”；而非东林官员则利用其在朝中的实权，设法阻挠东林系官员的升迁，并寻找机会打击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

随着斗争的激化，党争逐渐脱离了政见之争的范畴，演变为意气用事、门户森严的朋党倾轧。争论的议题不再仅仅是政策的是非，更多地变成了“君子”与“小人”、“正”与“邪”的标签化攻击。官员的才能和政绩退居次要，其所属的党派阵营成了决定其仕途的关键。奏疏往来，多是攻讦之词；朝堂议事，常为党同伐异。国家的公器，沦为了党派私斗的工具。

万历末期，几起重大的政治事件更是将党争推向了高潮。围绕“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男子张差持木棍闯入太子东宫伤人，引发是否由郑贵妃指使谋害太子的争议），东林党人与非东林官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互相指责对方包藏祸心。此案虽然最终以处死张差、含糊结案告终，但双方积怨更深。

皇帝的怠政，在这场日益激烈的党争中，扮演了极其恶劣的角色。他对于臣下的互相攻讦，往往采取置身事外、听之任之的态度，甚至有时利用党派之间的矛盾来平衡朝局，维持自己超然的地位。这种不作为，无疑纵容和鼓励了党争的蔓延。中央政府的权威在无休止的内耗中不断流失，行政效率低下到了极点，许多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都因党争而搁浅。

党争初起的万历朝后期，大明王朝已然呈现出一幅诡异的图景：皇帝在深宫万事不理，朝堂之上却是吵吵嚷嚷，派系林立。北方的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正在统一各部，窥伺辽东；各地的灾荒与民变此起彼伏。然而，帝国的精英们，却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内部的争斗之中。东林党与齐楚浙党等派系的对抗，如同癌细胞一样，在帝国肌体内扩散，消耗着其最后的生命力。这初起的党争之风，预示着在接下来的天启、崇祯两朝，更为惨烈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直至将这个庞大的王朝彻底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