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阉乱政

天启皇帝朱由校沉溺于木工房的斧凿声中，将帝国的权柄视若无物。这片巨大的权力真空，迅速被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魏忠贤及其对食伙伴、奉圣夫人客氏所填充。天启初年东林党人短暂主导的“众正盈朝”局面，如同昙花一现，迅速被魏忠贤一手打造的、笼罩整个帝国的阉党恐怖阴云所取代。

魏忠贤的崛起，本身就是一个权力异化的典型。他本是无赖出身，目不识丁，却凭借其狡黠阴狠和与客氏的特殊关系，在天启皇帝登基后迅速攫取了内廷最高权力。他深知自己权力的唯一来源是皇帝的信任，而皇帝唯一的兴趣在于木工。于是，他极尽谄媚之能事，投皇帝所好，并总是选择在皇帝引绳削墨、兴致最浓之时，捧着紧急公文前去请示。被扰了兴致的皇帝不胜其烦，往往看也不看，便挥手让他自行处理。就这样，代表皇权的“批红”之权，实质上落入了魏忠贤之手。

掌握了批红权，就意味着掌握了帝国政务的最终决定权。魏忠贤利用这一权力，开始系统地清除异己，首要目标便是那些不断上书弹劾他、试图维护朝纲的东林党人。他与那些在万历以来党争中败下阵来、或急于寻求新靠山的非东林官员，如崔呈秀、田尔耕、许显纯、顾秉谦、魏广微等人，结成了牢固的“阉党”联盟。

为了彻底铲除东林势力，魏忠贤动用了最残酷的工具——厂卫制度。他亲掌东厂，又让其亲信田尔耕、许显纯分别掌控锦衣卫和北镇抚司，将特务机关变成了他私人的刑讯逼供和屠杀机器。他们罗织罪名，构陷忠良，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冤狱。

天启四年，阉党借“汪文言案”开端，开始大规模迫害东林党人。汪文言虽非东林核心，但交游广泛，与东林关系密切。他被捕后，在严刑拷打下，阉党试图逼他诬陷杨涟、左光斗等人接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赂。汪文言备受酷刑，始终不屈，临死前仰天大呼：“世岂有贪赃杨大洪（杨涟）哉！” 然而，他的气节并未能阻止阉党的阴谋。

天启五年，魏忠贤罗织罪名，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逮入诏狱，是为“前六君子”。在许显纯主持的北镇抚司狱中，他们遭受了非人的酷刑。“全刑”加身——械、镣、棍、拶、夹棍轮流伺候，旧伤未愈，新伤复加。杨涟被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左光斗面额焦烂，膝下筋骨尽脱。他们皆在极度痛苦中惨死狱中，杨涟死时，身上还压着沉重的土袋，耳朵里钉着铁钉，状极惨烈。

紧接着，天启六年，魏忠贤再兴大狱，将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李应升、黄尊素等七人（高攀龙在逮捕前投水自尽，实为六人死于狱中）逮捕杀害，是为“后七君子”。高攀龙留下“辱臣身以辱国，臣不敢也”的遗言，从容赴死。周顺昌在狱中痛骂魏忠贤，被许显纯用铜锤击落满口牙齿，仍骂不绝口，最终被秘密处死。

这两次大狱，仅仅是魏忠贤恐怖统治的缩影。在此期间，被罢黜、囚禁、杀害的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不计其数。朝廷为之一空，士林噤若寒蝉。魏忠贤还下令“拆毁天下书院”，禁止讲学，试图从思想和舆论上彻底扼杀东林党。

在血腥镇压的同时，魏忠贤及其阉党还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个人崇拜狂潮。各地官员，为了巴结这位“九千岁”，争先恐后地为他建立生祠。生祠建造得穷极壮丽，“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祠中供奉魏忠贤塑像，官员入祠必须跪拜，口称“九千岁”，甚至有官员提出“并尊孔子与魏公”，其僭越狂妄，亘古未有。当浙江巡抚潘汝桢首倡建生祠的奏疏送到御前时，天启皇帝非但不制止，反而欣然批准，并赐祠名“普德”，这无疑更加助长了此风的蔓延。

魏忠贤的亲属、党羽也鸡犬升天。其侄魏良卿被封为宁国公，魏良栋封东安侯，连尚在襁褓的从孙魏鹏翼也被封为安平伯。客氏的儿子侯国兴、弟弟客光先等俱任高官。崔呈秀、田尔耕、许显纯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阉党核心成员，把持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关键职位，贪赃枉法，无恶不作。

朝政在魏阉的把持下，彻底陷入了黑暗与混乱。正直之士被屠戮殆尽，剩下的要么是阉党爪牙，要么是明哲保身的缄默者。边事方面，尽管有孙承宗、袁崇焕等能臣勉力支撑，取得了宁远、宁锦等局部胜利，但整体战略仍处于被动。国内则天灾人祸不断，而朝廷的赈济却因吏治腐败和党争内耗而难以有效落实，民变苗头已经开始显现。

天启七年八月，木匠皇帝朱由校病逝。他的死，成为了局势转折的契机。魏忠贤失去了权力的唯一来源，其精心构建的恐怖大厦，根基已然动摇。即位的新君崇祯皇帝朱由检，早已对魏阉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一场对阉党势力的清算，即将到来。然而，魏忠贤数年乱政所带来的创伤——士气的摧折、吏治的败坏、国库的空虚、民心的离散——已深深植入帝国的肌体，绝非简单的清算所能治愈。大明王朝，在经历了魏阉乱政这场空前的内耗之后，已然元气大伤，步履蹒跚地走向了它的最后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