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血泪

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的恐怖统治如同一张巨大的黑网，笼罩了整个大明王朝。而这张网首要捕捉和摧毁的目标，便是以气节相砥砺、以清议干朝政的东林党人。自天启四年始，一场针对东林志士的系统性、毁灭性清洗，在帝国的心脏和各地惨烈上演，无数忠贞之士的鲜血，染红了诏狱的墙壁，也浸透了晚明史册最悲壮的一页。

这场清洗的序曲，是“汪文言案”。汪文言虽非东林核心成员，但他交游广阔，与杨涟、左光斗等东林领袖过从甚密，且为人侠义，多次为东林党人出谋划策，穿针引线。天启四年，阉党首先将矛头指向了这个“纽带”式的人物，将其逮捕下狱。北镇抚司指挥使许显纯，这个阉党的头号酷吏，对汪文言施以酷刑，企图逼他诬陷杨涟、左光斗等人接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巨额贿赂。汪文言虽一介布衣，却铁骨铮铮，面对非刑拷打，始终不屈，厉声对许显纯道：“尔莫妄书，异时吾当与面质！” 直至被活活打死在狱中，他仍坚持清白，临死前奋力高呼：“世岂有贪赃杨大洪（杨涟字）哉！” 其声悲壮，闻者动容。然而，他的气节并未能阻止阉党的构陷，许显纯依然捏造了口供，为后续的大狱铺平了道路。

天启五年，血腥的帷幕正式拉开。魏忠贤罗织罪名，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位东林骨干逮入诏狱，史称“前六君子”或“六君子之狱”。

杨涟，这位在“移宫案”中挺身而出、拥立天启帝的顾命大臣，早已因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而成为阉党的眼中钉。在暗无天日的北镇抚司狱中，他遭受了最残酷的折磨。许显纯命人对他施以“全刑”——械、镣、棍、拶、夹棍五毒备至，遍体鳞伤。为逼取诬陷熊廷弼行贿的假供，甚至用铜锤砸其胸膛，肋骨寸断；以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杨涟以惊人的意志力承受着这一切，他在狱中写下血书：“涟即身无完骨，尸供蛆蚁，原所甘心。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此痴愚念头，至死不改。” 最终，他被土囊压身，铁钉穿耳，惨烈而死，时年五十四岁。

左光斗，与杨涟并称“杨左”，亦因弹劾魏忠贤三十二斩罪而遭恨入骨。在狱中，他面额被烙铁烧焦，左膝以下筋骨尽脱，面目全非。他的学生史可法设法潜入狱中探望，见其倚墙而坐，面貌不可辨，不禁抱膝呜咽。左光斗辨其声，奋力用手指拨开溃烂的眼皮，目光如炬，怒斥道：“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 言辞激烈，实为保护学生，激励其担当国事。不久，左光斗亦惨死狱中。

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人，无不经历了类似的酷刑折磨，皆在诏狱中含冤而死。他们的死状极惨，尸体被从诏狱后门拖出时，已是“骸胀黑墨，遍体鳞伤”，亲属甚至无法辨认。

“前六君子”的鲜血未干，天启六年，魏忠贤再兴大狱，将屠刀挥向了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李应升、黄尊素等七人，是为“后七君子”（高攀龙在缇骑抵达前投水自尽，实为六人死于狱中）。

高攀龙，东林书院创始人之一，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闻知缇骑将至，他从容写下“君恩未报，结愿来生”的遗疏，于自家后园池中投水自尽，以死明志，保全士大夫的尊严。

周顺昌在苏州家中被捕时，引发了著名的“开读之变”。苏州市民数万人为之鸣冤，冲击官衙，殴打缇骑，场面一度失控。虽然周顺昌最终还是被押解至京，但此事足见其清望之高。在诏狱中，他备受拷打，仍痛骂魏忠贤不止。许显纯恼羞成怒，竟用铜锤击落其满口牙齿，周顺昌血唾其面，骂声愈烈，最终被秘密处死。

周宗建因曾直言魏忠贤“不识一丁”，被诬陷受贿，在狱中备受酷刑而死。缪昌期因被认为代杨涟草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十指尽堕，惨死狱中。李应升、黄尊素（明末大儒黄宗羲之父）亦皆因刚直触怒阉党，在狱中不屈而死。

这两次大狱，仅仅是东林党人所流血泪的集中体现。在整个魏忠贤专权时期，被罢黜、监禁、迫害致死的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难以计数。朝廷各部院为之一空，诏狱人满为患。魏忠贤还矫旨颁示《三朝要典》，将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定性为东林党人“邀功挟制”的罪状，颠倒黑白，试图从历史上抹杀东林党的功绩与气节。同时，他下令“拆毁天下书院”，扼杀清议，禁锢思想，企图使天下士人缄口，唯其马首是瞻。

东林党人的鲜血，染红了天启年间的政治祭坛。他们的牺牲，固然是魏阉暴政的罪证，但也深刻地暴露了明末党争的残酷性与非理性。当政治斗争发展到以肉体消灭为目的时，这个王朝的自我调节机制便已彻底失灵。“东林血泪”不仅是一曲忠臣义士的悲歌，更是一个王朝走向崩溃时，其核心价值与政治伦理沦丧的凄厉警报。这斑斑血泪，并未能唤醒沉迷于木工的天启皇帝，却为后来继位的崇祯皇帝，留下了一个士风摧折、元气大伤、难以收拾的残破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