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芽的笔

春深了，归墟镇的梅树开满了花，白的、粉的，落在青石板路上，像一场不落幕的雪。行者学的学堂里，书声琅琅，不再是“子曰诗云”，而是：“我有权说话，我有权选择，我有权不跪。”

我坐在窗边，手中握着一支新笔——是阿芽送我的，笔杆用梅枝削成，笔尖是铁片磨的，她说：“老师，这支笔，是我亲手做的。您用它，多写几个‘我’字。”

我笑了，也眼热。

萧烬先生走后，林小满老师将《民约》刻在了学堂的墙上，说：“字要刻进石头，心才能刻进人心里。”如今，那墙前日日有百姓驻足，有人识字，便念出声；不识字的，也静静听着，像在听一种新的经文。

而阿芽，已不再是那个怯生生的小女孩。

她如今是行者学最用功的学生，也是最小的“小先生”。每日清晨，她第一个到学堂，点灯、扫地、整理书卷，然后站在廊下，教更小的孩子写“我”字。

“老师，”她曾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先写‘我’？”

我答：“因为若不知‘我’是谁，便不知‘我们’是谁。”

她似懂非懂，却把这句话抄在了本子上，用红笔圈起来。

五日前，她交来一篇《论女子读书》。

字迹稚嫩，却字字有力：

“女子非弱，是被压。

不读书，是被禁。

若女子皆能识字，皆能议事，天下岂不更公？”

我读罢，久久不能言。这不只是文章，是宣言，是刀，是火。

我将它贴在学堂正厅，题名：“阿芽文”。

当晚，议事会有人反对：“女子议政，已属破格，如今竟将孩童文章挂于正厅，成何体统？”

林小满站起身，声音清亮：“体统若压人，便不该守。阿芽的文章，比许多大人的良心更重。”

众人沉默。

第二日，镇外来了十几个女子，背着包袱，说是来“入行者学”。

她们说：“我们听说，这里有个叫阿芽的女孩，能写文章，能教书。我们也要学。”

林小满亲自迎她们入堂，赐名“新芽班”。

阿芽站在台上，教她们写第一个字——“我”。

她一笔一划地写，像在刻碑。

那夜，我梦见萧烬。

他坐在梅树下，轻摇折扇，说：“小满，你看见了吗？那支笔，终于落在了孩子手里。”

我点头：“是。阿芽的笔，比您的笔更有力。”

他笑：“不，是更干净。孩子的笔，没沾过权，没沾过血，只沾过墨与光。”

三日后，京城来信。

谢妄在信中说：“我在太学院讲学七日，已有百名学子加入‘民议社’。他们说，要将《民约》印成册，发往各州县。阿芽的《论女子读书》，我也读了——她说得对，女子不弱，是被压。”

我将信读给阿芽听。

她听完，低头不语，许久才说：“老师，我想写一封信，给京城的所有女孩。”

“写什么？”

“写‘你们也可以不跪’。”

当夜，她伏案疾书。

烛火摇曳，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棵正在拔节的树。我站在门外，看着她写，写到“我”字时，她停了停，又重重落下一笔，像在盖印。

信成，题为《致天下女子书》：

“诸位姐妹：

我名阿芽，归墟镇人，十二岁，曾为童养媳，不识字，不敢言。

今我读书，识‘我’字，知‘权’字，敢说‘我不跪’。

女子非奴，非物，非附属。

我们有权读书，有权议事，有权决定自己的命。

若你也在暗处，请点一盏灯。

若你也在跪，请站起身。

我们，不是一个人在走。

——阿芽 书于行者学”

七日后，信传遍江南。

有女子读罢，撕了裹脚布；有女子烧了婚书；有女子背着包袱，走向最近的义学。

林小满说：“这封信，比千军万马都厉害。”

我点头：“因为它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半月后，归墟镇迎来一场春雨。

雨中，阿芽带着新芽班的女子们，在梅树下立了一块木牌，上书：“此地，允许女子说话。”

她们说：“等树长大了，这块牌，也要刻进石头里。”

我站在远处，望着她们，望着那支梅枝笔，望着那封《致天下女子书》被雨水打湿，墨迹微微晕开，像一朵朵绽放的花。

我知道，有些字，是压不灭的。

有些笔，是折不断的。

有些孩子，注定要写下新的历史。

而阿芽，只是第一个。

当夜，我提笔写下《新芽录》。

不为记事，为记心。我写道：

“萧烬先生以笔为剑，谢妄先生以身为舟，林小满老师以灯引路。”

“而阿芽，以一支梅枝笔，写下了‘我们’的开始。”

“这世道，终将听见孩子的声音——因为孩子，才是未来本身。”

雨停了，天将明。

我推开窗，看见阿芽又在灯下写字。她抬头看我，笑问：“老师，下一个字，写什么？”

我望向东方渐亮的天色，轻声说：

“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