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妄的渡

黄河的冰彻底化了。

春水浩荡，裹挟着碎冰与泥沙，奔涌向东。我站在江北渡口，望着对岸归墟镇的方向，风里似乎还带着那盏“不熄”灯的光。七日前，我收到林小满的信，字迹颤抖，却写得清楚：“萧烬先生，已归尘土。”

我跪在江边，将一封信焚于火中。火苗窜起，灰烬随风飞舞，像一群黑蝶，飞向北方的天际。

萧烬走了。

可他的河，还在流。

我本不该活着。

三月前，官府围我于江北义学，断粮断水，说我是“乱党之首”。我夜夜在学堂廊下点灯，教孩子们读《民约》，读“我有权不跪”。他们说我是疯子，可我知道，疯的不是我，是这个逼人下跪的世界。

直到那一夜，百名百姓提灯而来，围住义学，高呼：“放人！”

官差退了。

不是怕我，是怕那千百盏灯，怕那万人同声。他们终于明白，压得住一个人，压不住千万人的心。

我活了下来，可我知道，这场“活”，不是终点，是新的渡口。

如今，我奉诏入京。

不是求饶，不是认罪，是去“陈理”——以民之理，问官之法。

林小满来信说：“行者学已开课，阿芽成了第一期学生，她写的‘我’字，像一把刀。”

我笑，也落泪。

我知道，萧烬的火，已燃遍江南江北。而我，必须去京城，把这火，烧进那座金殿。

启程那日，义学的孩子们排成两列，举着灯。

阿芽站在最前，手中捧着一盏新灯，灯罩上刻着两个字：“渡我”。

“谢先生，”她仰头看我，“您去京城，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我们。所以，这盏灯，您一定要带着。”

我接过，灯温如血。

我踏上渡船，回望江北。义学的屋檐在晨光中泛着金边，像一座小小的圣殿。那里没有神像，只有书声琅琅，和一颗颗不肯低头的心。

途中，我梦见萧烬。

他坐在草庐中，轻摇折扇，说：“谢妄，你还在怕吗？”

“怕。”我答，“怕死，怕败，怕百姓等不到春天。”

他笑：“可春天从不因人怕而不来。你记得吗？我们最初，只是想让人‘能说话’。”

“可现在，我们要让人‘能决定’。”

他点头：“那便去吧。哪怕身死，魂也要渡河。”

入京那日，天阴。

城门高耸，甲士林立。我一袭布衣，手持《民约》竹简，缓步而入。百姓围聚，窃窃私语：“这就是那个‘疯子’？”“他竟敢来？”

我不管。

我径直走向太学院，求见院长。门人阻拦，我说：“我不是来闹事，是来‘讲学’。”

“讲什么学？”

“讲‘民治之学’。”

三日后，太学院破例开讲。我立于讲坛，面对百名学子，开口第一句：

“诸位，你们可曾想过——官，是为民而设，还是民为官而生？”

满堂寂静。

有人怒目，有人沉思，有少年低声问：“若民可自治，要官何用？”

我答：“官若不能护民，便该让位。这不是乱，是理。”

七日后，我被召入宫。

御前殿上，帝王高坐，目光如刀：“你倡民议，是想乱政？”

我跪而不拜，只道：“非乱政，是正政。《民约》所求，非夺权，是还权——还百姓本有的权。”

“若百姓皆可议政，天下岂不乱？”

“天下之乱，从来不是因百姓说话，而是因百姓不能说话。”我抬头，直视帝王，“萧烬先生曾言：‘压得住一个人，压不住千万人的心。’今日我亦言：堵不如疏，惧不如信。”

殿中寂静。

良久，帝王轻叹：“你走吧。讲学可续，但——莫再提‘废官’二字。”

我叩首，退下。

出宫那日，雨下得很大。

我未撑伞，任雨水打湿衣衫。走到太学院门前，却见数百学子立于雨中，手中提灯，灯上写着：“理”、“言”、“权”。

为首少年上前，递来一卷竹简：“谢先生，这是我们抄的《民约》，请您过目。”

我接过，竹简温润，像还带着体温。

我抬头，雨中灯火点点，像星河倒悬。

我知道，这火，已烧到了京城。

当夜，我宿于驿馆。

提笔写下《渡河记》，记江北之围，记萧烬之死，记林小满的灯，记阿芽的“我”字。写到最后，我写道：

“我本无渡人之能，却因众人之光，成了渡河者。”

“河无岸，渡不止。”

“而我，愿以身为舟，载此火，至彼岸。”

次日清晨，我收到归墟来信。

林小满说：“行者学已收三百学子，女童占其半。我们立了新规：凡入学者，必读《梅烬纪》，必写‘我有权’三字。”

她还说：“阿芽问，谢先生何时归来？她说，她要亲手给您写一封信，告诉您——她已会写‘我们有权决定’。”

我笑，也落泪。

我知道，我终将回去。

可在这之前，我必须留在京城，让这火，烧得更旺。

因为，渡河的人，不能半途而返。

因为，灯已亮，路还长。

因为，春天，不该只在一个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