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满的河

春水涨了。

黄河的冰层在阳光下裂开，发出沉闷的轰响，像大地在翻身。我站在渡口，望着那盏“不熄”灯仍立在石上，火苗在风中摇曳，却始终未灭。萧烬的马车早已远去，可那盏灯，像一根钉进大地的钉子，钉住了黑暗。

我带回了《疯者学录》的续编，将萧烬临行前的话一字不漏地抄录在卷首。阿芽带着女童们在义学门前种下了一排梅树，说：“等树长大了，先生回来时，就能看见春天了。”

可我们知道，有些春天，是等不来的。

五日后，江北急信传来——萧烬病倒于途中，已无法前行，现暂居黄河渡口的草庐中。

我当夜收拾药箱，带上阿芽亲手缝的棉衣，独自踏上北去的路。风沙扑面，官道上偶有驿马飞驰，马蹄扬起尘土，像在追逐什么。我却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一步，一步，踏在荒野之上，像在回应萧烬那句：“疯者非狂，是不愿盲。”

到渡口时，天已微亮。

草庐低矮，茅顶被风掀去一角。我掀帘而入，看见萧烬躺在土炕上，面色灰白，呼吸微弱。那盏“不熄”灯就放在他枕边，火光映着他深陷的眼窝。

“你来了。”他声音轻得像风，“我正想，若见不到你最后一面，该多遗憾。”

我跪在炕边，握住他的手——冰凉，却仍有脉搏。

“先生，我带了药，还有阿芽绣的帕子，她说，让您看看‘理’字，病就会好。”

他笑了，笑得像春雪初融：“傻孩子……理字治不了病，可它能治世。”

他费力地从怀中掏出一卷竹简，递给我：“这是……我最后想写的《民约·终章》。不为制度，为人心。若有一天，百姓不再需要‘议事’这个词，才是真治世。”

我接过，竹简尚带体温。

他望着我，目光深邃：“小满，你记得我们初见时，你说‘女子不该说话’？”

我点头。

“可你现在，说得比谁都响。”他轻咳两声，“这便是变。不是靠刀，靠火，是靠一个个普通人，敢开口，敢写字，敢说‘我不跪’。”

我泪如雨下。

他抬手，轻轻擦去我的泪：“别哭。我这一生，最骄傲的，不是写了《梅烬纪》，不是建了议事堂，而是看见你——一个曾不敢抬头的女子，如今站在光里，为千万人发声。”

三日后，他再不能言语。

我守在旁，为他换药、喂水，夜里便坐在灯下抄写《民约·终章》。阿芽也来了，带着女童们轮班照应。她们不说话，只是默默递药、添灯油，像在守护某种神圣。

第七夜，风停了。

我正在抄写“民有权自组织，以议公共之事”，忽觉灯焰一跳。抬头时，看见萧烬睁着眼，望着屋顶的茅草，嘴角微扬。

“先生？”我轻唤。

他缓缓转头，目光落在我手中的笔上，又移到那盏灯上，嘴唇微动，无声说了两个字。

我凑近，听见是：“继续。”

然后，他闭上了眼。

灯焰轻轻一晃，未灭。

我跪在炕前，握着他渐渐冷却的手，听见黄河在远处流淌，像时间，像命运，像无数人脚步汇成的河。

次日清晨，我将他葬于渡口高坡。

不立碑，不刻名，只种下一株梅树。阿芽带着女童们在树下放了一盏灯——是她们用琉璃和松脂亲手做的，灯芯上刻着“不熄”。

我将《民约·终章》抄本放入他棺中，又将那盏“不熄”灯置于坟前。风起时，灯焰摇曳，像在回应某种召唤。

归途上，我写下《萧烬先生行状》。

不为立传，为记心。我写道：

“先生不仕，不娶，不蓄财，唯以笔为剑，以理为盾。”

“他病骨支离，却比任何将军都更敢冲锋。”

“他死于春寒，却让春天真正到来。”

回到归墟镇，我召集议事会。

当众宣读《民约·终章》，并提议：将“疯者学”改为“行者学”，专收女子、贫民、贱籍者，教以识字、议事、自治。

有人反对：“女子读书，已属破例，若再议政，岂不乱了纲常？”

我站起身，声音平静却如铁：“纲常若压人，便不该守。我们建议事堂，不是为了守旧，是为了破旧。”

众人沉默。

良久，一位老者起身：“林姑娘说得对。萧先生用命点的灯，不能让我们自己吹灭。”

三日后，行者学开课。

第一课，我教孩子们写“我”字。

阿芽写得极认真，写完抬头问我：“老师，‘我’字，是不是就是‘我可以说话’的意思？”

我笑了：“是。而且，你说的话，有人听。”

当夜，我独坐灯下。

翻开《梅烬纪》的最后一页，在萧烬的笔迹旁，我添上一行小字：

“他走了，可他的河还在流。”

“而我，愿做那河中的一滴水——”

“不为抵达，只为前行。”

风起，灯动，火不熄。

我知道，这世道仍暗，路仍长。

可只要还有人敢写“我”字，还有人敢说“我不跪”，还有人愿在寒夜里点一盏灯——

那河，就永远不会干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