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烬的春天

春深了。

梅岭的雪早已化尽，溪水潺潺，从山隙间奔涌而下，像一条银线串起归墟镇的生机。新栽的桑树在坡上抽芽，义学的孩童在廊下诵读《民约》，声音清亮，随风飘入我的窗棂。

我坐在藤榻上，手中握着一卷新编的《疯者学录》——这是谢妄从江北寄来的，字迹依旧刚劲，却多了几分疲惫的痕迹。信中说，江北三县已立“民议堂”，义学重开，百姓联名罢免了两名贪吏。可他也写道：“观风使未退，暗线犹在，我夜不能寐。”

我合上信，望向窗外。林小满正带着女童们在院中识字，教她们写“权”字。一个叫阿芽的女孩写得极认真，一笔一划，像在刻碑。

“先生，”她忽然抬头问我，“‘权’字，是不是就是‘说话算数’的意思？”

我笑了：“差不多。但真正的‘权’，是许多人一起说话，一起决定。”

她点点头，又低头写去。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春天，或许真是属于我们的。

可我知道，春天从不轻易降临。

三日前，归墟镇外来了一个乞丐，衣衫褴褛，却随身带着一卷竹简。林小满收留他住下，为他疗伤。夜里，我偶然听见他与人低语：“谢妄在江北已被围困三日，官府断粮断水，说他‘煽动民变’，要就地正法。”

我猛地起身，牵动旧伤，咳出一口血。

林小满急忙扶我：“先生，您别急。谢妄不会束手就擒的。”

我摇头：“他不是为自己活，也不是为自己死。他若死，死的不是一个人，是千万人心里那点光。”

“那我们怎么办？”

我望着窗外渐亮的天色：“点灯。”

当夜，归墟镇灯火通明。

我们召集议事会，林小满宣读谢妄的来信与江北局势。众人沉默良久，有人问：“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没有兵，没有权，只有《民约》。”

“可《民约》就是我们的刀。”我说，声音虽弱，却字字清晰，“我们不杀人，但我们能让杀人者不敢抬头。”

我们决定：联名上书，百人血书，直递朝廷。

不是求情，是问责——问官府为何禁义学，为何抓教习，为何断百姓议政权。

林小满执笔，我口述：

“民可议政，非乱政，乃治本。”

“义学授字，非谋逆，乃启智。”

“谢妄无罪，有功于民。若朝廷杀之，是杀天下之希望。”

写罢，百人签名，以血为印。阿芽也来了，用小刀划破手指，在纸上按下红印。她说：“我虽小，可我也算一人。”

那一夜，我睡得很沉，梦里看见谢妄站在江边，手中举着心灯，身后是无数提灯而行的人。他们不说话，只是走，一步一步，踏碎寒夜。

七日后，朝廷回音。

不是赦免，不是惩罚，而是一道“诏问”：命归墟议事会派代表入京，面陈“民治之理”。

众人哗然。这是试探，也是陷阱。若去，可能一去不返；若不去，便坐实“抗旨”。

我坐在藤榻上，轻摇折扇：“我去。”

林小满惊道：“先生，您病体未愈，路途遥远，怎能……”

“正因我病，才该去。”我笑，“他们以为我将死，便无惧。可正因我将死，才无所畏。”

“可您去了，若被扣下……”

“那便扣下。”我望向窗外的梅树，“但只要归墟的灯还亮着，我就没真正被扣住。”

临行前夜，林小满为我整理行囊。

她递来一盏新灯，琉璃为壳，内嵌松脂，灯芯上刻着两个小字：“不熄”。

“这是谢妄托人送来的，说若您去京城，就把这灯带上。他说，京城黑暗，更需要光。”

我接过，灯温如血。

她又递来一本册子，是《疯者学录》的续编，末页写着：“萧烬先生曰：民治非一日之功，然一日不弃，便有一日之望。”

我笑了：“这孩子，竟开始替我立言了。”

启程那日，全镇相送。

百姓无言，只是默默站在道旁，手中提着灯。阿芽挤到最前，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她亲手绣的帕子，绣着一个“理”字。

“先生，”她仰头看我，“您一定要回来教我们读书。”

我点头：“我答应你。”

马车缓缓前行，我掀开车帘，回望归墟镇。那座议事碑在晨光中静静矗立，碑上《民约》五条，字字如刀，刻进石里，也刻进人心。

途中，我病倒了。

高烧不退，咳血不止。随行的医者说：“先生，撑不到京城。”

我却笑：“无妨。若我死在路上，就把我的骨灰撒在江北的义学门前——让我看着孩子们读书。”

我让人修书一封，送归归墟：

“我行将远去，或不复返。”

“但请记住：疯者非狂，是不愿盲。”

“行者无迹，是走的人太多。”

“若有一天，你们不再需要‘不跪’这个词——那便是我归来之日。”

今日，马车停在黄河渡口。

我勉强起身，望向对岸。风很大，吹动我的衣袖，像要将我托起。我取出那盏“不熄”灯，点燃，置于渡口石上。

“留它在这里，”我对随从说，“让每一个过河的人，都看见光。”

我闭目，听见水声滔滔，像千军万马，又像万民低语。

我知道，我可能到不了京城。

但我知道，有人会替我走到。

有人会替我活着。

有人，会替我们，把这春天，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