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拖着半旧的行李箱站在三环外的巷口时，傍晚的风正卷着外卖盒的塑料味往鼻子里钻。巷子里的路灯忽明忽暗，把“温馨青旅”的招牌照得一半亮一半暗，像她此刻悬着的心。老板娘是个烫着卷发的女人，指尖夹着烟，说话时烟蒂的火星跟着颤：“十人间，最后一张床，先交五百押金，少一分都不行。”
她跟着老板娘往里走，楼道里堆着别人的行李箱和纸箱，走路得侧着身子。电梯是老式的，按钮上的数字磨得看不清，上行时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像随时会坠下去。到了六楼，老板娘却没停，扯着嗓子喊：“别傻站着，电梯只到六楼，咱们住七楼。”林晓这才看见电梯旁藏着道窄楼梯，台阶上沾着饭粒和不知是谁掉的袜子，她攥紧行李箱拉杆，一步一步往上挪，行李箱的轮子在台阶上磕得“咚咚”响。
七楼的门一推开，一股混合着汗味、泡面味和霉味的空气扑面而来。十人间的屋子挤得满满当当，钢管上下床沿着墙摆了五张，每张床的床脚都垫着不同的砖头，大概是为了防滑。林晓的床在最里面的上铺，她爬上去时，床架“吱呀吱呀”地叫，像是在抗议。邻床的女生正对着小镜子涂口红，见她上来，指了指床尾：“自己扯块床单挂着，不然换衣服都不方便。”
林晓从行李箱里翻出块浅灰色的床单，用绳子系在床架两端，算是隔出了一个小小的私密空间。她坐下时，后背不小心碰到了墙壁，指尖沾了层薄薄的绿霉——抬头才发现，屋顶的角落全是霉斑，像一片片丑陋的苔藓，连浴室的天花板都鼓了起来，黄色的水渍顺着墙往下流，几块墙皮悬在半空，仿佛下一秒就会掉下来。
晚上洗澡时，她拧开浴室的水龙头，水流细得像面条，水温忽冷忽热。浴室的瓷砖缝里积着污垢，喷头还漏着水，她得举着个塑料盆接着，不然水会溅到外面。洗完澡出来，正好碰到老板娘来收水电费，她才知道，这地方不仅没营业执照，水电费还比外面贵一倍：“水五块一吨，电一块五一度，爱住不住，这附近就我家还有空床位。”
第二天早上六点，林晓就得起床赶地铁。她摸黑穿衣服，怕吵醒其他人，动作轻得像猫。下楼时，楼梯间的灯又坏了，她借着手机的微光往下走，差点踩空。出了巷口，要走十分钟才能到地铁站，早高峰的地铁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她得提前两站就往门口挪，不然下不了车。从家到公司，单程要一个半小时，每天来回就是三小时，她总是在地铁上啃着包子，看着窗外掠过的高楼大厦，心里空落落的。
日子过得像按了重复键，每天不是在挤地铁，就是在加班。她的工资除去房租、水电费和交通费，剩下的只够买最便宜的菜和泡面。有次加班到深夜，她走在空无一人的巷子里，抬头看见天上只有几颗星星，而不远处的写字楼还亮着灯，霓虹闪烁，却照不亮她脚下的路。她摸了摸口袋里剩下的几十块钱，突然想起老家的院子，想起妈妈种的月季花，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那天晚上，她躺在吱呀作响的上铺，听着下铺女生均匀的呼吸声，还有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鸣笛声。床单隔开的小空间里，只有手机屏幕亮着微光，她看着招聘软件上的岗位，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却不知道该点哪里。屋顶的霉斑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清晰，她突然觉得，自己就像这屋子里的一块霉斑，在城市的褶皱里活着，看不见光，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但第二天早上，她还是会准时起床，挤上早高峰的地铁。毕竟，她还没放弃——或许再熬一熬，就能在这偌大的北京，找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角落，一个没有霉味、没有吱呀作响的床，也不用挤三小时地铁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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