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宿舍已近凌晨一点，室友的呼吸声像此起彼伏的潮汐。我蹑手蹑脚爬上床，把《小王子》塞进枕头底，却摸到一张冰凉的书签——银杏叶形的金属薄片，上面刻着极细的日期：1989.3.15。我愣住，那正是纪念册缺页上的日子。叶子背面贴着一枚新的透明胶，显然有人趁我洗澡时把它放进抽屉。寒意顺着脊背往上爬，我掀起窗帘一角，对面是黑漆漆的图书馆屋顶，什么也看不见。却有种被凝视的错觉，像箱子上的摄像头提前装进了我的房间。
我睡不着，打开手机，工作群里多出一条凌晨@我的消息：保卫处临时决定，把拆除期限提前到今天下午五点。理由很简单：今晚有校友返校日，校方担心“违规摆设”被拍照上传。周姨留言：“小林，下午两点前写一份检讨，一起交到保卫处，态度要好。”我盯着屏幕，却先点开了唐漾的聊天框，把银杏叶拍照发过去：“对方先出招了。”他秒回：“上午九点，图书馆地下室，给你看1989年的注销记录。”
八点半，我顶着熊猫眼去上课。线性代数老师继续讲行列式，粉笔在黑板划出的声音像电钻。我满脑子都是银杏叶和倒计时。课间，前排女生突然回头递给我一张折成A5的打印纸：“有人让我转交。”纸上只有一行小字：拿走一本书，留下一本书——如果你遵守规则，箱子就会保你平安。落款是一只手绘的箱子图标，没有日期。我抬头想找那女生的身影，却见她已消失在走廊尽头的电梯里，像被剪掉的胶片。
中午，我去食堂打包了一份炒乌冬，绕到后巷。白天再看，箱子被两条黄色警戒线围成孤岛，保安换了班，只剩一个人坐在树荫下打瞌睡。我蹲下来，假装系鞋带，从警戒线底下钻进去。箱盖合得很严，我伸手去掀，却听见“咔哒”一声——RFID锁已经装好，绿灯闪烁，像猫眼。我掏出校园卡刷了一下，锁没反应，显然权限只给了保卫处。我把炒乌冬放在箱盖上，当作供品，也当作挑衅。热油味在空气里飘开，保安吸了吸鼻子，翻个身继续睡。
下午一点，我按唐漾给的定位，溜进图书馆地下室。那里是旧书库，空气里混着霉味和干燥剂。唐漾蹲在最后一排，正用笔记本扫描一叠发黄的注销单。他抬头，把其中一张推给我：1990年3月15日，《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研究》被标记“政治敏感性图书”，处理方式是“集中封存”，经办人签名栏写着“周爱莲”——那是周姨的全名。我指尖一抖，纸页发出脆响。唐漾压低声音：“箱子底部磁条就是这本书的编号，周姨当年亲手注销，现在她怕旧事曝光，才急着拆箱子。”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人把图书馆的铜铃塞进了我的颅腔。
我拎着那份注销单复印件，像拎着一块烧红的炭。两点整，我准时出现在保卫处门口，却不见周姨。高远从走廊那头走来，手里拿着封条和螺丝刀，对我点点头：“我们来拆箱。”我喉咙发干，想掏出注销单，却听见自己先问：“能给我五分钟吗？我想取回私人物品。”他犹豫片刻，同意了。我们并肩走向后巷，阳光很烈，箱子在水泥地上投下一截漆黑的影子，像一条不肯愈合的裂缝。
我刷卡——当然无效；高远用 master 卡刷开 RFID，锁舌弹起的声音像枪机上膛。箱盖掀开，油桐味扑面。我一眼就看见自己那本实验报告，封面上的学号被红笔圈了圈，旁边多了一行陌生字迹：遵守规则，就像遵守青春。我愣住，那正是我凌晨在宿舍找不到的说话方式。我把实验报告抱在怀里，又悄悄把注销单塞回箱子最底层，用一本《法律基础》压住。高远皱眉：“就这个？”我点头。他抬手合上箱盖，啪——像给一段历史钉上钉子。
五点整，警戒线外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学生。高远拧下最后一颗螺丝，示意保安把箱子抬上货车。我退到人群里，掌心全是汗。就在箱子被举起的一瞬，一阵风掠过，箱盖缝隙里飞出一张A4纸——是我昨晚在天台画的那枚银杏叶。白纸在空中翻卷，落在我的脚背，像认主。我弯腰捡起，抬头对上高远的视线。他沉默片刻，转身跳上货车。发动机轰鸣，箱子像一口棺材，被夕阳镀上血色的边。
我低头看纸，叶子背面多了一行新写的钢笔字：1989→2025，规则仍在，谢谢你把它留下。落款是“叶青”。墨未干，闪着微光。我抬头，货车已拐出校门，留下一地银杏树的影子，像无数未寄出的信。我把纸对折，塞进《小王子》扉页，忽然明白：真正的交换不是书，是把沉默递给下一个人。而那个人，已经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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