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严嵩:被骂“奸相”的首辅,嘉靖朝的识局者
世人提起我,总说我是“贪赃枉法的奸相”,说我害夏言、逐曾铣,可他们忘了,在嘉靖爷那朝,能坐稳二十年首辅的,从来不是只靠阿谀奉承的庸人——我懂皇上的心思,也懂这大明朝的难处,只不过,我比别人更会在皇权的夹缝里做事。
早年我考中进士,在翰林院待了十几年,看着夏言从翰林编修一路升到礼部尚书,也看着不少官员因为摸不透皇上的脾气,轻则被贬,重则丢命。嘉靖爷痴迷修道,要大臣写“青词”祝祷,满朝文武要么不屑写,要么写得干巴巴,只有我琢磨透了——皇上要的不是辞藻华丽,是“顺意”,是让他觉得修道之事被群臣认可,被上天眷顾。我把青词写得既合道家仪轨,又暗合皇上的心意,比如在祝祷文中加一句“圣主修道,上感天心,下安万民”,既捧了皇上,又没落下治国的本分,慢慢的,皇上眼里才有了我这个“严分宜”。
后来我入了内阁,夏言是首辅,他性子刚直,总爱跟皇上争“该不该修道”“该不该扩建宫殿”,皇上嘴上不说,心里早有了嫌隙。有一回,皇上要给生父兴献王加尊号“睿宗”,入太庙供奉,夏言带头反对,拉着一群大臣跪在宫门前哭,说“祖制不可违”,把皇上气得三天没上朝。我却站出来说:“皇上尽孝,本就是天下表率,睿宗有功于社稷,入太庙合情合理,祖制也当顺天意、合民心。”就这一件事,皇上更信我,也渐渐疏远了夏言。再后来,曾铣力主“复套”,要收复被蒙古占据的河套地区,还说“只需耗银三百万,三年可成”。夏言全力支持,可我算过账——当时国库年收入才四百多万两,北边防俺答、南边抗倭寇都要花钱,若再抽三百万给曾铣,一旦战事拖久,国库必空。果然,皇上听了我的分析,犹豫了,夏言却还在朝堂上硬争,说“臣愿以全家性命保曾铣”。最后,皇上动了怒,罢了夏言的官,又以“贪功冒进”杀了曾铣。可后来史书里,却把“害夏言、杀曾铣”的罪名都扣在我头上,仿佛我是唯一的恶人——他们怎不说,夏言的刚直,早触了皇上的逆鳞?
我做首辅的那些年,大明朝早不是仁宣盛世的模样了。北边俺答汗年年犯边,大同、宣府一带的百姓被掠走无数;南边倭寇盘踞浙江、福建,商船不敢出海,渔民没了活路;国库空虚,官员贪腐成风,连边军的军饷都欠了半年。我知道,要稳住朝局,就得先稳住皇上,再慢慢填国库的窟窿。我让儿子严世蕃帮我打理政务,他虽贪财,却有个本事——会算账。他把各地的赋税账簿翻出来,查出江南豪强隐瞒了近三百万亩田产,又严管盐税、茶税,把那些被官员私吞的税款收回来,没几年,国库就有了余钱。我还提拔胡宗宪去抗倭,有人说“胡宗宪是你的人,恐不可信”,可我知道,胡宗宪懂军事、能扛事,比那些只会空谈的文官强得多。我给他人、给兵、给粮,还帮他挡下朝堂上的非议,让他能放开手脚剿倭。后来胡宗宪灭了汪直、徐海,平定了东南倭患,沿海百姓能重新出海捕鱼、经商,这难道不是我举荐之功?可世人只说严世蕃贪赃,只说我“任人唯亲”,却忘了若没有我在朝堂上顶着压力,胡宗宪哪能做成事?
北边俺答汗最猖獗的时候,曾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庚戌之变”。满朝文武慌作一团,有的说“迁都南京”,有的说“与俺答议和”。我知道,迁都必乱,议和必被轻视,便奏请皇上:“先派使者稳住俺答,许他‘通贡’(边境贸易),再调边军回防,截断他的退路。”皇上准了我的奏,俺答见北京防守严密,又有通贡的好处,果然撤兵了。事后,有人骂我“妥协求和,丢了大明颜面”,可他们忘了,当时边军分散,若硬拼,北京城外必是一场血战,百姓又要遭难。我做的,是“忍一时,保百姓”,可这苦心,没几个人懂。
我承认,我也贪。那些官员给我送钱送物,我没拒收——在嘉靖朝,哪个官员不贪?夏言看似清廉,家里的田产也有上千亩;徐阶后来做了首辅,家乡的田产比我还多。可我贪的钱,一部分用来打点宫里的太监,好及时知道皇上的心思——皇上的脾气阴晴不定,若消息不灵通,说不定哪天就掉了脑袋;一部分用来补贴政务开支,比如边军欠饷时,我先从家里拿钱垫付,再慢慢从国库补回来;还有一部分,用来赈济灾区,嘉靖三十四年陕西大旱,我捐了五千两银子买粮,可这些事,史书里一个字都没提。
可我终究还是老了,眼睛越来越花,处理政务也力不从心,严世蕃也越来越放肆,竟敢在家中藏着龙纹器物,还直呼“天子无如我富”。皇上渐渐对我们父子生了疑心,徐阶又在一旁煽风点火,偷偷把严世蕃贪赃枉法的证据递到皇上手里,还说我们“通倭”“谋反”——这些罪名,我连想都没想过。嘉靖四十一年,皇上把我罢官,抄了我的家,搜出的钱财虽多,可比起后来徐阶的家产,又算得了什么?严世蕃被斩的那天,我在老家的破屋里,听着街上百姓的欢呼,心里像被刀割一样——我这辈子,护过百姓,扛过朝局,可最后,却落得个“奸相”的名声,儿子也死在我前头。
后来有人问我,后悔吗?我想了想,不后悔。在嘉靖爷那朝,能活下来,还能做些实事的,本就没几个人。我严嵩不是圣人,也有贪念,也有过错,可我没像夏言那样硬撞皇权,没像徐阶那样藏得太深——我只是个在皇权漩涡里,想活下去、也想为这大明朝撑一把的首辅罢了。
世人都骂我是“奸相”,可谁又懂,在那个皇上只爱修道、朝臣只顾党争的年代,做个“识局者”,比做个“清官”,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