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杨广:欲建万世功,却成亡国君
世人都骂我是“暴君”“昏君”,说我修运河劳民、征高丽丧国,可他们忘了,我要做的是千古一帝的伟业,不是守着一亩三分地的庸主!我修运河、平高丽,连同那些被史书淡化的事,哪一件不是为了大隋的万世基业?我想让百姓活在更强盛的天下,可他们偏要跟着世家反我——难道汉武帝征匈奴、通西域不劳民?为何他是千古明君,我却是亡国之君?
当年我从兄长手里接过太子之位,心里就憋着一股劲:要让大隋超越秦汉,成为天下再也无人敢惹的强国。我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修大运河。你们只看见数百万民夫累死在工地上,却没看见运河贯通后,江南的粮食能顺着河道运到洛阳,河北的兵甲能快速送到江南;没看见沿岸的扬州、杭州成了天下富庶之地,南北的货物能互通有无。我要的不是一条河,是把大隋的江山连在一起,让南北再也不分离——可那些世家大族不乐意,他们靠陆路走私牟利,运河断了他们的财路,就到处散播“杨广害民”的谣言,把民夫的辛苦都算在我头上。
接着我征高丽,更不是穷兵黩武。那高丽盘踞辽东,占着我大隋的土地,还勾结突厥,屡次挑衅边境。汉武帝当年为了打匈奴,耗空了文景之治的积蓄,也没见人骂他;我为了平定辽东,让边境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怎么就成了“暴政”?第一次征高丽,我调了百万大军,本想一战而定,可没想到粮草运输跟不上,又遇上高丽坚壁清野,才不得不撤军。后来我又征了两次,虽没彻底灭了高丽,却也打垮了他们的主力,让他们再也不敢犯境——可这时候,那些世家却趁机煽动百姓,说我“为了虚名让百姓送死”,还暗地里招兵买马,准备反我。
你们只知我修运河、征高丽,却忘了我为大隋立的其他根基。先说科举,当年父亲在位时,选官还多靠世家推荐,寒门子弟哪怕有天大的本事,也难有出头之日。我登基后,立刻改革科举,增设“进士科”,让读书人不管出身贵贱,只要能考中,就能入朝为官。我还记得第一次科举放榜时,那些穿着粗布衣服的寒门士子跪在宫门前哭,说“终于有机会为国家效力了”。可那些世家恨我恨得牙痒痒——我断了他们垄断官场的路,他们就说我“用寒门子弟乱了朝堂”。可若不是我,大隋的官场只会永远被那些只会空谈的世家子弟占着,哪来后来治理地方的能臣?
再说经营西域。当年西域诸国虽表面臣服大隋,却总在暗中勾结突厥,时不时截杀我大隋的商队。我派裴矩去张掖管理西域事务,又亲自率军西巡,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张掖,沿途召见西域二十七国的君主。那些国王见我大隋军容鼎盛,一个个跪地称臣,还答应年年朝贡。我在张掖设“西域都护府”,保护商队往来,让中原的丝绸、瓷器能顺利运到西域,西域的葡萄、良马也能进到中原。那时候,西域商队在长安街头随处可见,长安成了天下最繁华的都城——可这些事,史书里只写了“炀帝西巡耗财”,却没提我为大隋拓土千里、稳住西域的功绩。
还有改革官制、修订律法。父亲留下的官制繁琐,官员互相推诿,我就精简机构,把原来的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让政令能更快传到地方;原来的律法严苛,有些百姓只是犯了小错,却要受重罚,我就让人修订《大业律》,废除了不少酷刑,还减轻了赋税的征收标准。我记得律法颁布后,有百姓拿着《大业律》到洛阳宫前磕头,说“陛下是仁君”。可后来那些反贼为了抹黑我,却说《大业律》是“虚有其表”,还编造我“随意杀人”的谣言——他们哪管我当初是如何想让百姓活得更安稳。
我承认,我急了点。修运河、征高丽、经营西域赶在一块,确实让百姓累了;我建洛阳城、修西苑,也花了不少钱。可我是皇帝,要做就做大事,难道要像我父亲那样,守着一亩三分地,看着天下四分五裂?汉武帝当年也有穷奢极欲的时候,也有“巫蛊之祸”的过错,可后人只记得他的功绩;我做的事比他更难,却只被记得“劳民伤财”。那些反我的人,比如李密、窦建德,哪一个不是世家子弟?他们不是为了百姓,是为了抢我的江山!百姓被他们骗了,跟着他们反我,可他们掌权后,还不是照样剥削百姓?
最后我被困在江都,看着叛军攻进城,才明白过来:我输的不是功业,是人心。我太想快点建成万世之功,忘了百姓需要时间喘息;我太想压过世家,却没防住他们暗中作乱。可我不后悔——那条运河至今还在造福天下,辽东终究成了中原的土地,科举制度延续千年,西域也永远成了华夏的一部分。若有来生,我还是要做皇帝,只是会慢一点,再慢一点,让百姓能跟上我的脚步。
世人都说我是亡国君,可谁又懂,我杨广,只是个想让大隋更强盛,却输给了时代的皇帝?
另外作为皇帝,真的有好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