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

我，李建成：被史书改写的太子，大唐开国的隐没者

世人提起我，总说我是“心胸狭隘的废太子”，说我嫉恨世民、谋害兄弟，可他们忘了，大唐的半壁江山，是我和父亲一起打下来的——我不是只会在长安争权的懦夫，是本该继承大统的大唐太子。

当年父亲在太原起兵，我奉命留在河东招揽贤才，那些后来帮大唐稳定局势的谋臣，比如王珪、魏徵，最初都是我顶着风险招来的。那时候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我白天奔走于乡绅豪杰之间，夜里还要提防隋军的搜捕，好几次都差点栽在官府手里。等我带着招募的兵马西进，一路攻克西河、霍邑，和父亲在长安城外会师时，世民还只是我身边的副将，跟着我学习领兵布阵。大唐建立后，我被立为太子，父亲说“国之根本在东宫”，让我坐镇长安主持朝政，世民则领兵在外征战——我们一个守内，一个拓外，本是相辅相成的兄弟，怎么就成了史书里“势同水火”的仇敌？

我知道世民军功赫赫，破薛举、败王世充、擒窦建德，身边聚集了秦叔宝、尉迟敬德这些猛将，朝堂上也有不少人替他说话。可我这个太子，从来没亏待过他。他平定洛阳后，手下人劝我“不能再给秦王权柄”，我却奏请父亲封他为天策上将，给他建天策府，让他有自己的官属、有任免官员的权力，甚至允许他铸造钱币——我以为这样能稳住他，能守住兄弟情分，可没想到，权力这东西，一旦沾了手，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天策府成了他的小朝廷，他招揽的谋士武将，比东宫的人还多，连朝堂上的官员，都开始看他的眼色行事。

后来魏徵他们急了，好几次在东宫劝我：“秦王功高盖主，又广结党羽，恐生异心，太子不如早做打算，免得日后遭殃。”我不是没犹豫过，可每次想起小时候，我带着世民在晋阳城外放风筝，他摔倒了还哭着喊“大哥扶我”，我就狠不下心。我只是让人去调走他身边几个核心将领，想削弱他的兵权，让他回到长安做个安稳的亲王，可这些在后来的史书中，就成了“李建成与李元吉合谋，欲害秦王”的罪证。他们说我在酒里下毒，说我让元吉出征时夺他的兵权，可这些事，有一件是真的吗？若我真要杀他，在他回长安述职时，有的是机会，何必用那些拙劣的手段？

武德五年那阵子，山东的刘黑闼死灰复燃，先后攻占了瀛州、洺州，唐军好几员大将都败在他手里，河北局势眼看就要失控。父亲最初派世民去平叛，可他打了半年，虽重创了刘黑闼，却用了“屠城震慑”的法子，反而让河北百姓更恨唐军，叛军残部躲进深山，时不时出来作乱。后来父亲召我入宫，说“河北民心不稳，光靠武力压不住，你去试试”。我领了旨，带着魏徵等人去了河北，没急着派兵围剿，先让人去查百姓叛乱的根由——原来世民平叛时，抓了不少跟着刘黑闼的百姓，定了“通贼”的罪，他们的家人要么逃亡，要么心怀怨恨，才会一直支持叛军。

我当即下了令：一是释放所有被关押的“胁从百姓”，给他们发粮种，让他们回家种地；二是严禁唐军扰民，谁要是敢抢百姓的东西，不管官职大小，一律军法处置；三是派人去山里找叛军残部，说只要放下武器，既往不咎，还能分到土地。魏徵还劝我，去祭拜那些在战乱中死去的百姓，让他们知道大唐是真心想让大家安稳过日子。我照着做了，在洺州城外设了祭坛，亲自上香，对着百姓说“以前的战乱苦了大家，今后我大唐定会护着你们”。没过三个月，河北的叛乱就平息了，百姓不仅不反了，还主动帮唐军送信、筹粮草——这不是靠武力，是靠民心。可后来史书里只写“李世民破刘黑闼”，提都没提我如何安抚河北、稳定民心，好像这功劳从来就不是我的。

在东宫主持朝政时，我也没闲着。那时候长安刚经历战乱，粮食不够吃，不少百姓还在挨饿。我奏请父亲，把皇家苑囿里的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让他们耕种；又让人在关中修水渠，引渭水灌溉农田，还减免了当年关中的赋税。有大臣说“皇家苑囿是陛下的私产，不能随便分”，我跟父亲说“百姓有饭吃，国家才能安稳，苑囿再大，没人耕种，也只是荒地”。父亲听了我的话，准了我的奏请。那年秋天，关中粮食丰收，百姓提着新米来东宫谢我，我站在东宫门口，看着他们脸上的笑，觉得这比任何军功都让我踏实。可这些事，后来也被史书轻轻带过，只说“贞观初年，太宗轻徭薄赋”，仿佛大唐的民生安稳，从来就和我李建成没关系。

武德九年的那个夏天，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父亲派人来传旨，说世民揭发元吉与后宫有染，让我和元吉去昆明池为世民饯行，顺便把事情说清楚。我当时还觉得，这是化解矛盾的机会，带着元吉，没带多少随从就去了。走到玄武门，我见城门两侧的侍卫眼神不对，刚想转身，就听见身后有人喊“太子殿下留步”——是尉迟敬德，他手里拿着长矛，身后跟着一群伏兵。元吉拔出刀想反抗，却被箭矢射中落马，我慌了神，骑着马想跑，可没跑几步，就感觉后背一凉，鲜血顺着铠甲流了下来。我回头，看见世民站在不远处，手里还握着弓，眼神冷得像冰。那一刻我才明白，我输了——不是输在谋略，是输在我还念着兄弟情，而他早已铁了心要夺我的太子之位，要我的命。

我死之后，世民杀了我的五个儿子，把我的妻子女儿没入宫中，接着成了新的太子，后来又登基做了皇帝。史书里的我，渐渐变成了“骄纵跋扈”“无德无才”“谋害亲弟”的形象，我在河东招揽贤才的功劳被淡化，我镇守长安稳定后方的政绩被抹去，我安抚河北、惠及关中的民生举措被遗忘，连我母亲窦皇后的疼爱，也被写成了更偏爱世民。魏徵后来成了世民的“明镜”，他再也没提起过，当年是我一手把他从民间提拔起来；王珪成了门下省的高官，也绝口不提东宫的旧事。

可我想问一句：如果我真的那么不堪，父亲为什么会坚持立我为太子？如果我真的嫉贤妒能，魏徵、王珪这些有识之士，当初为什么会心甘情愿投靠我？如果我真的只会争权，河北百姓为什么会念我的好，关中农田为什么会丰收？大唐的开国之路，不是只有李世民一个人的功劳，我李建成，也曾为这片江山流血流汗，也曾为天下安定宵衣旰食。我只是个想守住自己的太子之位、想让大唐在我手里安稳传承的普通人，我有什么错？错就错在，我没他心狠，没他会用“贞观之治”的荣光掩盖过往的血腥，最终成了他千古一帝名声下的垫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