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的第一个冬天，寒意似乎比往年更刺骨。家里刚刚因二姐归来而升起的一点暖意，很快又被另一种忙碌所取代——母亲又开始筹备起了青苗的婚事。
父亲依旧是沉默的。他蜷在旧藤椅里，看着母亲和二姐为了彩礼、嫁妆、酒席的琐事忙碌，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那沉默里，有对自身无力的痛恨，也有对女儿未来的担忧，青木能清晰地感觉到父亲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沉重的不开心，像一层无形的霾，笼罩着他。可他被病体和这个家的重担压得太久，早已失去了发声的力气和底气。
二姐的婚礼定在了一个星期天。家里挤满了亲戚和帮忙的乡邻，喧闹声几乎要掀翻低矮的屋顶。青木也跟着忙前忙后，递东西，招呼小客人，小小的身影穿梭在人群中。
到了周日下午，喧闹还未散去，青木却不得不收拾行李了。她要和村里的伙伴一起，赶回镇上的出租屋，准备周一上学。记忆里，那天天气阴沉，北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二姐刚刚化完妆回来，穿着漂亮的嫁衣，脸上扑着厚厚的粉，嘴唇涂得鲜红，看起来既漂亮又陌生。她看见青木背着书包要出门，愣了一下，随即快步走过来，什么也没说，直接从棉袄兜里掏出一把卷得皱皱的钞票，塞到青木手里。
“拿着，在学校别亏着自己。”二姐的声音有些哑。
青木低头一看，那把钞票，大概有两百块。在那个年代，对于她们这样的家庭，对于一个初中生，这无疑是一笔令人心惊的“巨款”。她攥着那叠带着二姐体温的钱，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转身走进了寒冷的暮色里，没有回头。直到很多年后长大成人，青木依旧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个时候，她没有向老师请一天假，留下来，亲眼看着二姐出嫁？就像她当年，也没有亲眼目睹大姐坐上婚车一样。这或许是冥冥中的天意，让她避开了那最心碎的场景；又或许，这是她内心深处一种无言的、倔强的反抗，用缺席的方式，拒绝承认姐姐们就这样一个个地离开。
那个春节，是青木第一次一个人和爸爸妈妈过年。家里突然变得空荡而冷清。饭桌上，再也没有人和她争抢那块最大的肉，衣柜里，也再不会因为一件新衣服和姐姐们拌嘴。相反，两个出嫁的姐姐都希望她过得好，平常回来，总会偷偷塞给她一些零花钱，大姐会给，二姐也会给。
物质上，她似乎比以前“富裕”了。可再多的零食和零花钱，也填补不了心里的那个空洞。大年初二，姐姐们都会带着姐夫回娘家拜年，热闹是热闹，但那种热闹是客套的，是短暂的。她们在父母那里，变成了需要精心招待的“客人”。吃饭时，母亲会不停地给姐姐们夹菜，语气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客气；姐姐们也不再像从前那样随意翻动家里的东西，说话都仿佛带着分寸。
她们只能待一天，太阳还没落山，就必须起身赶回婆家。看着姐姐们的身影消失在村口，家里的空气会瞬间再次凝固，那种冷清，比过年之前的任何一天都要深刻。
青木知道，姐姐们给她零花钱，是爱她。但她更清楚地知道，那些钱，代表不了陪伴。她们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挤在一张床上说悄悄话，再也不会一起在田埂上追逐打闹，再也不会在父母责备时，互相使着眼色偷偷笑了。
她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那个曾经拥挤、吵闹却完整的家，彻底留在了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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