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野把《钟摆回响》的最后一页校样纸推到桌角时，窗外的雨又开始下了。和三年前那个发现信封的夜晚一样，雨丝黏腻地贴在玻璃上，将老城区的路灯晕成一片模糊的橘色光斑。书桌上的铜制台灯亮着暖光，照亮了桌角那个不起眼的木盒——里面装着苏晚的日记本、那张被划去脸的黑白照片，还有半块断裂的黄铜钟摆。
“叮铃——”
玄关处的老式铜铃突然响了，打破了房间里的寂静。林野皱了皱眉，他搬离那栋民国小楼后，在老城区租了这间带小院的平房，除了出版社的编辑，几乎没人知道他的新地址。他起身走到玄关，信箱口露出半截白色信封，没有邮票，没有寄件人，只有一行用黑色墨水写的字：“林先生，关于苏晚，你漏了些事。”
字迹工整，却透着一股刻意的僵硬，和当年张建军案里那些恐吓纸条的娟秀字迹截然不同。林野捏着信封边缘，指尖传来纸张受潮的凉意，拆开后，里面掉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和一张折叠的便签。
照片是彩色的，画面里是两个穿旗袍的女人站在民国小楼的花园里，手里都抱着同款的老式座钟。左边女人的脸清晰可见，正是档案馆里那张苏晚照片上的模样；右边女人的脸被人用马克笔涂成了黑色，只露出旗袍上和苏晚同款的缠枝莲纹样。而便签上的字和信封上一致：“座钟有两座，人也有两个。张建军藏的，不是全部。”
林野的心脏猛地一沉。当年警方破获张建军案时，只从座钟底座里挖出了苏晚的骸骨，确认张建军因觊觎古董座钟杀害苏晚后，案件便就此结案。可这张照片和便签，却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一个被忽略的缺口——照片里的另一个女人是谁？两座座钟又意味着什么？
他立刻翻出当年从档案馆复印的资料，在1993年七月十四日的社会新闻版旁边，有一则更小的启事：“寻亲：女子于七月十二日在老城区走失，穿缠枝莲旗袍，携带一老式座钟，知情者请联系陈女士。”启事没有照片，日期正好是苏晚日记里字迹变得潦草的那天。
林野盯着“陈女士”三个字，突然想起苏晚日记里的一句话：“阿珍说要陪我一起躲，可她今天没再来。”难道照片里被涂脸的女人，就是“阿珍”？
第二天一早，林野冒着雨去了档案馆。他在1993年的失踪人口登记册里翻了整整一上午，终于找到一条匹配的记录：“姓名：李珍，年龄26岁，1993年7月12日失踪，失踪前与苏晚共同租住于老城区民国小楼。”登记人一栏写着“陈秀兰”，联系方式是一个老旧的座机号码。
林野试着拨打那个号码，电话响了三声后被接通，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喂？”
“您好，请问是陈秀兰女士吗？我想咨询关于李珍女士的事。”林野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突然变得激动：“你是谁？你怎么知道阿珍的名字？这么多年了，警察都不管，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是写悬疑小说的林野，当年苏晚的案子我有了解，现在发现一些线索可能和李珍有关。”林野连忙解释，“我想知道，1993年七月，李珍为什么会和苏晚一起躲起来？她们在躲谁？”
陈秀兰的声音带着哭腔，断断续续地说：“阿珍和苏晚是大学同学，都喜欢收集老座钟。1993年夏天，阿珍说她们得罪了一个人，那人是个逃犯，知道她们有两座古董座钟，想抢了卖钱。苏晚让阿珍先去她租的小楼躲着，可七月十二号那天，阿珍去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两座座钟？”林野追问，“那两座座钟是什么来历？现在在哪里？”
“是她们从一个老收藏家手里买的，说是民国时期的限量款，一对两座。”陈秀兰叹了口气，“阿珍失踪后，我去小楼找过，没看到座钟，也没看到阿珍的人。警察说苏晚是意外死亡，阿珍是自愿失踪，就把案子结了……”
挂了电话，林野心里的疑团越来越重。张建军当年只承认自己抢了一座座钟，杀害了苏晚，可李珍的失踪和另一座座钟的下落，他却只字未提。难道张建军还有同伙？或者，当年的案子里，还有另一个凶手？
他决定再去那栋民国小楼看看。如今小楼已经被房东重新装修，租给了一对年轻情侣。林野以采访为名敲开了门，客厅里的摆设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只有二楼那个房间的门，依旧是当年的旧木门。
“听说二楼那个房间以前出过事？”林野装作不经意地问。
女租客点点头，脸色有些发白：“房东说三十年前有个女人死在里面，我们平时都不敢上去。不过上个月我打扫卫生时，发现房间墙角有块地板是松的，撬开后看到里面有个铁盒子，里面装着一张照片和半块钟摆。”
林野的心跳瞬间加快：“照片和钟摆呢？你还留着吗？”
“照片上是两个穿旗袍的女人，其中一个脸被划了，我觉得吓人，就扔了。钟摆是黄铜的，上面刻着‘珍’字，我觉得好看，就放在卧室的抽屉里了。”女租客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块黄铜钟摆，递给林野。
钟摆的样式和苏晚座钟上的一模一样，只是刻着的字从“晚”变成了“珍”。林野捏着钟摆，突然想起张建军被抓时说的话：“苏晚藏了我的钟……我找了三十年……”他找的，或许不只是苏晚的那座，还有李珍的这一座。
离开小楼后，林野去了派出所，找到当年负责苏晚案的老警察王队。王队已经快退休了，听到林野的来意，翻出了尘封的案卷：“当年我们审讯张建军时，他情绪很不稳定，只承认杀了苏晚，抢了一座座钟。我们在他的出租屋里搜过，没找到另一座座钟，也没发现李珍的线索。后来因为证据不足，只能按故意杀人罪判了他无期徒刑。”
“那他有没有提过一个叫‘陈哥’的人？”林野突然想起陈秀兰说的，李珍提到“得罪了一个逃犯”，而张建军1992年抢劫杀人后，警方的通缉令上写着他有一个同伙，外号“陈哥”。
王队愣了一下，翻了翻案卷：“对，当年的通缉令上确实有个‘陈哥’，但一直没抓到。张建军到现在都不肯说‘陈哥’的真实身份，我们怀疑他是怕‘陈哥’报复他的家人。”
林野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当年张建军和“陈哥”一起盯上了苏晚和李珍的两座座钟。张建军杀了苏晚，抢走了一座座钟，而“陈哥”则绑架了李珍，抢走了另一座座钟。张建军被抓后，因为害怕“陈哥”报复，一直不敢提同伙的事，导致李珍的失踪案成了悬案。
为了找到“陈哥”的线索，林野去了监狱探望张建军。隔着厚厚的玻璃，张建军的头发已经全白，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
“我知道李珍的下落，也知道另一座座钟在谁手里。”林野开门见山，“你只要告诉我‘陈哥’的真实身份，我就能帮你找到李珍的骸骨，让她入土为安。”
张建军的身体猛地一震，眼里闪过一丝慌乱：“我不知道什么‘陈哥’，也不知道李珍在哪里！你别再问了！”
“你不说，李珍就永远只能埋在不知名的地方，你的良心能安吗？”林野盯着他的眼睛，“当年你抢座钟是为了钱，可‘陈哥’不一样，他是为了灭口。你现在说了，或许还能争取减刑，让你的家人以后能抬头做人。”
张建军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声音沙哑：“‘陈哥’叫陈永年，当年和我一起抢了珠宝店，杀了人。1993年，我们看到苏晚和李珍有两座古董座钟，就想抢了卖钱。我杀了苏晚，抢了一座座钟，陈永年说他去抓李珍，拿另一座座钟。后来我被抓了，他就再也没联系过我……”
“陈永年现在在哪里？”林野追问。
“不知道，他当年说要去南方躲着，可能改了名字。”张建军叹了口气，“我只知道，他脖子上有一道疤，和我一样，是当年抢珠宝店时被砍的。”
林野立刻把陈永年的线索告诉了王队。警方通过全国人口信息系统排查，发现一个叫“陈建国”的男人，年龄、体貌特征都和陈永年吻合，脖子上有一道疤痕，十年前从南方回到本市，开了一家古董店。
警方立刻对陈建国的古董店进行了搜查，在店铺后院的地窖里，发现了一座老式座钟，座钟底座上刻着“珍”字，底座里还藏着一具白骨。经过DNA比对，确认是李珍的骸骨。
面对证据，陈建国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1993年，他和张建军盯上苏晚和李珍的座钟后，他绑架了李珍，抢走了另一座座钟，为了灭口，他杀了李珍，把她的骸骨藏在座钟底座里，然后带着座钟逃到了南方。十年前他以为风声已过，就改了名字回到本市，开了古董店，把座钟当成镇店之宝放在地窖里。
案件告破那天，林野带着陈秀兰去了派出所，看到李珍的骸骨被小心地装在棺木里，陈秀兰哭得撕心裂肺：“阿珍，这么多年了，终于找到你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林野站在一旁，心里五味杂陈。他想起苏晚日记里的“我怕”，想起李珍失踪前的慌张，想起那两座藏着骸骨的座钟。原来当年的案子，不是一个人的恶，而是两个人的贪婪；不是一座座钟的秘密，而是两个女孩的生命。
后来，林野把这个故事写成了《钟摆回响》的续篇，书名叫做《双钟之谜》。书的扉页上，他写了这样一段话：“有些罪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有些真相，不会因为证据的缺失而被掩埋。每一个被遗忘的生命，都值得被找到；每一个隐藏的罪恶，都终将被审判。”
出版那天，林野去了苏晚和李珍的墓地。两座墓碑并排立着，上面都刻着“愿你安息”。他把《双钟之谜》放在墓碑前，轻轻说：“苏晚，李珍，你们的故事，我讲给大家听了。现在，你们可以安心了。”
离开墓地时，天空下起了小雨，和1993年的那个夏天一样。林野抬头看向远方，仿佛看到两个穿旗袍的女孩，抱着座钟，笑着走在阳光里，再也没有恐惧，再也没有躲藏。
而那两座承载了罪恶与悲伤的座钟，最终被送进了博物馆，放在玻璃展柜里，旁边贴着一张说明：“民国时期座钟，见证了一段被尘封三十年的真相，警示着后人：贪婪是深渊，罪恶终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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