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在最后一段能称得上是路的土石尽头猛地颠簸，像吐出一口哽了太久的浊气，终于彻底熄火停住。我拖着那只磨破了轮子的行李箱，站在漫无边际的黄沙里，望着远处那片被黄土裹挟的、低矮的瑶寨。风卷着沙粒，抽打在脸上，细微的疼。这就是我选择的路，广袤、苍凉，死亡之地边缘摇摇欲坠的生机。
我叫江秀珍，永和镇出来的姑娘。那个家里，我的性别是原罪，但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成了唯一能暂时赎罪的符咒。一毕业，父母那双被生活磨出厚茧的手就急急把我往会计的行当里推——安稳，来钱，能贴补那个永远也填不满的家。我不。账本上的数字太冰冷，我想触碰一些真实的、滚烫的未来。听说国家在号召西部支教，那里穷，那里苦，那里需要微薄的力。我就来了。
傅向阳送我上的火车。他嘴唇抿得发白，那双总是带笑的眼睛里沉着一潭我看不清深浅的幽暗。“秀珍，非去不可吗？”他最后只是问，声音干涩。我用力点头，攥着他的手：“等我回来，我们就结婚。”他沉默地把我搂进怀里，那个拥抱勒得我肋骨生疼，像是诀别。
同来的只有十个老师，面对一所破败得几乎随时会散架的学校和密密麻麻、眼神怯生生的学生，我们像投入巨湖的十颗小石子，连水花都溅不起几朵。沙尘暴来的那个下午，天瞬间黢黑，鬼哭一样的风声像是要把这片土地彻底撕碎。我缩在漏风的宿舍里，上吐下泻，水土把我折腾得只剩半条命。
可是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我站上那方吱呀作响的讲台，底下几十双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像荒漠里最珍贵的星星。值了。一切艰难，在看到那些光的时候，都值了。
有个小女孩，叫小春。她总是挤在最前面，用磕磕绊绊的普通话问我“老师为什么”，辫子总是毛毛躁躁，眼睛亮得惊人。她像我，太像小时候那个在永和镇野地里奔跑、同样不被期待却拼命想抓住点什么的我自己。
可她的座位空了好几天。
“小春不上学了。”班里的孩子七嘴八舌地说，语气平常得像在说今天没下雨。
我不信。踩着漫过鞋面的浮土，我一路打听着找到那个几乎被沙土埋掉一半的村子。她就在那儿，瘦小的身子扛着快比她高的柴捆，每一步都趔趄。
“小春！”
她回头，看见我，眼睛猛地睁大，蓄了一包的泪水毫无预兆地滚下来，在满是尘土的脸上冲出两道泥沟。“……老师。”
那声哽咽的称呼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她所谓的“家”里，昏暗的灶房边，她的“家长”——一个脸上刻满风霜沟壑的男人，吧嗒着旱烟，眼皮都懒得抬。“女娃子，读什么书？认几个字还能飞出这山坳坳？早晚是别人家的人，不如早点换点彩礼实在。”
荒唐！冰冷的荒谬感裹着愤怒冲得我头晕。“她才多大！学习是出路！”
“出路？”那男人嗤笑一声，混浊的眼睛终于抬起来，上下打量我，那目光黏腻又算计，像毒蛇的信子。“老师的出路好？那留下呗，给我儿子当老婆，正好……”
空气瞬间凝固。我后背窜起一层冷汗。另一个男人从里屋踱出来，眼神同样让人不适。小春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力气，猛地扑过去死死抱住他们的腿，声音尖利得变了调：“老师你走！快走！！别再回来——！”
我几乎是连滚爬跑出那个村子，心脏快要撞出胸腔。身后是小春嘶哑的哭喊和男人粗鲁的咒骂。黄沙扑打，我跑得肺叶尖都疼，那绝望的窒息感却挥之不去。
我不能扔下她。那个像我一样，却不被允许有未来的她。
可我的支教补助微薄，大部分还得寄回永和镇，填塞父母永不满足的索取。一个月下来，囊中羞涩得可怜。我还能怎么办？
从此，熄了煤油灯的深夜，我在宿舍角落就着一盏微弱的小台灯，做起了手工。编结、缝绣，什么都做。手指被针扎破，眼睛熬得通红。别的老师睡下又醒来，看见我还在灯下，叹口气：“秀珍，何苦？”
何苦？我眼前全是小春最后看我那一眼，全是她嘶喊着让我快跑的样子。我得救她。我必须救她。
钱，终于一分一分地凑够了。那叠皱巴巴、浸着汗水和指血的票子递出去，换回一张薄薄的纸，和一个紧紧跟在我身后、沉默得可怕的小春。
她懂事得让人心酸，不哭不闹，在学校依旧怯生生地喊我“老师”，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只有夜深人静，我搂着她躺在吱嘎响的板床上，她会突然开始小声啜泣，然后在梦里极委屈地、一声声地喊：“妈妈……妈妈……”
我的心被那梦呓碾得粉碎。我轻拍着她瘦削的脊背，哼着不成调的安眠曲，声音哑得自己都陌生：“小春乖，妈妈在呢，妈妈在呢……”
我在。我就只剩你了。或许，你也只剩我了。
沙土像是永远刮不完，昏黄的天幕压得人喘不过气。又一场沙尘暴持续了整整三天才意犹未尽地散去，留下一个被黄沙重新涂抹过的世界，和一种无声的、令人窒息的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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