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台弥漫着泡面和铁锈的味道。
这是顾飞第三次看表。秒针一格一格地跳,不紧不慢,像在嘲笑他越来越快的心跳。下午四点二十七分,那辆从钢厂镇开来的绿皮火车已经晚点十三分钟。
他靠在褪色的柱子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的烟盒,又想起蒋丞临走前说的话。
“别来送我,我怕我下不了车。”
结果蒋丞一走就是两年。
两年,七百三十天,足够钢厂中学又送走两届毕业生,足够顾飞把摄影工作室从巷子深处搬到临街,足够李保国去世、李辉入狱,足够钢厂镇在时代洪流中又剥落一层墙皮。
也足够让顾飞学会不再在深夜拨打一个无人接听的号码。
火车汽笛由远及近,撕破了站台的宁静。
顾飞直起身子,看着那列锈迹斑斑的火车喘着粗气进站。车门一开,人流涌出,大包小包,拖家带口。他眯起眼睛,在人群中搜寻那个熟悉的身影。
然后他看见了他。
蒋丞拎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包,站在车厢门口,四下张望。他瘦了些,轮廓更锋利了,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黑色长裤,不再是当年那个穿着校服在操场上打篮球的少年。但那双眼睛没变,依然明亮,带着钢厂镇磨不掉的倔强。
当他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时,时间仿佛静止了一秒。
蒋丞跳下车门,穿过人群向顾飞走来,步伐稳健,却在距离三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我回来了。”他说。
顾飞点点头,接过他的包,“吃饭了吗?”
“火车上吃了盒饭。”
“那玩意儿能吃?”
“不能,所以我现在很饿。”
两人对视一眼,忽然都笑了。那种微妙的距离感在笑声中消散,仿佛蒋丞只是出了个短差,而不是离开了两年。
他们并肩走出车站,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
“工作室怎么样?”蒋丞问。
“还行,接了几个商拍。”顾飞答,“你呢,律师证考下来了?”
“嗯,上个月刚拿到。”
“牛逼啊,丞哥。”
蒋丞笑了,那是顾飞记忆中他最明亮的样子。
他们走到车站外的停车场,顾飞的车停在那里,一辆二手的黑色SUV。
“换车了?”蒋丞挑眉。
“旧的报废了。”顾飞打开后备箱放行李,“总不能一直骑那辆破摩托带你。”
蒋丞没说话,只是看着顾飞,眼神复杂。
上车后,顾飞系好安全带,却没有发动引擎。他转向蒋丞,直接问出了从见面起就一直盘旋在心头的问题:
“这次还走吗?”
蒋丞望着窗外熟悉的街景,轻声说:“我申请调回这里的律所了。”
顾飞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收紧,“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蒋丞转回头,直视他的眼睛。
车厢内一片寂静,只有彼此的呼吸声。
“你不需要这样,丞哥。”顾飞最终开口,“你好不容易走出去,没必要再回来。”
“我不是回来,”蒋丞一字一句地说,“我是回家。”
顾飞喉结动了动,没接话。
车驶离车站,开往钢厂镇的方向。街道两旁的店铺换了不少招牌,但格局依旧。路过钢厂中学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望过去——操场翻新了,教学楼也粉刷过,只有那棵老槐树还立在原地,枝叶比两年前更加茂密。
“去看看?”顾飞问。
“嗯。”
他们把车停在路边,翻过已经熟悉的矮墙——即使正门就在不远处。傍晚的操场空无一人,篮球场上有几个学生在打球。
“还记得吗?”蒋丞指着操场尽头的那堵墙,“我第一次翻进来,就是在那儿。”
“记得,”顾飞嘴角微扬,“像只笨拙的猴子。”
蒋丞撞了一下他的肩膀,“你才猴子。”
他们沿着跑道慢慢走,夕阳把塑胶地面染成橙红色。
“在北京的时候,”蒋丞忽然开口,“我经常梦到这里。梦到我们一起逃课,你在天台抽烟,我抢过来吸一口,呛得半死。梦到你在篮球场边给我加油,声音比谁都大。梦到冬天你把手套给我,自己的手冻得通红...”
顾飞安静地听着,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
“顾飞,”蒋丞停下脚步,面对着他,“我离开不是因为不想留下,是因为我必须先成为配得上自己的人,才能配得上你。”
“你一直配得上。”顾飞说。
“不,不一样。”蒋丞摇头,“那时的我太破碎了,需要把自己拼凑完整。现在我可以选择了,而我选择回来,选择你——如果你还愿意的话。”
远处传来篮球撞击地面的声音,少年们的欢呼在傍晚的空气里飘荡。
顾飞看着眼前的人,这个他爱了好多年,以为已经失去的人。他想起蒋丞刚离开的那段日子,他如何整夜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直到天亮;如何把工作室当成避难所,用工作麻痹自己;如何每次电话响起都希望是那个熟悉的号码。
他也想起自己是怎样一点一点学会独自生活,怎样在漫长的分离中明白,爱一个人不是束缚,而是即使相隔千里,依然相信彼此在各自的道路上向前。
“我没有在等你。”顾飞说。
蒋丞的眼神黯淡了一瞬。
“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你,”顾飞继续道,“等或者不等,你都在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暮色四合,操场边的路灯一盏盏亮起。
蒋丞伸出手,小心翼翼地触碰顾飞的手指,就像多年前他们第一次牵手时那样,带着试探和不确定。然后他紧紧握住,掌心相贴,温度传递。
“我不会再走了。”蒋丞说。
“我知道。”
他们并肩走向操场出口,手牵着手,像当年那两个在钢厂镇的尘土中撒野的少年,不管前方有什么,都确信只要在一起,就能闯过去。
夜空中有星星探出头来,微弱却坚定的光,照亮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