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隆冬，吉世光在黑龙江犯下杀人重罪，与同伙趁夜色分头逃窜。他烧毁身份证，揣着仅有的现金一路向南，每节火车的鸣笛、每个路人的打量，都让他如惊弓之鸟。
夜里宿在廉价旅馆，受害者圆睁的双眼总会闯入梦境，冷汗浸湿被褥时，他总要摸遍全身确认没留下任何痕迹。
逃亡路上的日子颠沛流离，他在工地扛过钢筋，在餐馆洗过碗，每处落脚地都不敢超过半月。为了隐藏身份，他刻意模仿南方口音，学着佝偻着背走路，把自己扮成最不起眼的路人。别人闲聊家乡时他躲得远远的，哪怕听到熟悉的乡音，也会立刻转身离开，生怕一丝关联就暴露行踪。
2000年秋，吉世光流窜到浙江横店。看着影视城外扎堆的群演和宽松的身份核查，他冒出个大胆的念头。他给自己取了“张国锋”这个普通名字，混进群演队伍，心想这光怪陆离的片场，或许是最安全的藏身之处。
初入片场，他专挑最累的活干，搬道具、跑龙套、当背景板，从不和其他群演扎堆闲聊。收工后他立刻回出租屋，房门一锁就不再出门。别的群演偷懒耍滑时，他哪怕只有一个背影镜头，也会反复确认走位，他心里清楚，这份能掩盖身份的工作，容不得半点差池。
一次拍摄民国谍战剧，导演临时缺个饰演特务的演员，一眼看中了吉世光眼里挥之不去的紧绷感。拍摄审讯戏时，他不用刻意酝酿情绪，肌肉的颤抖、眼神的躲闪，都是逃亡多年刻在骨子里的本能。这场戏一条就过，导演拍着他的肩膀夸“太真实”，也给了他更多带台词的小角色。
吉世光忽然发现，自己的逃亡经历竟是演戏的优势。其他演员对着剧本揣摩恐惧，他却能把心底的惶惑信手拈来。他开始专攻反派、逃犯这类角色，将日夜缠绕自己的不安，都化作表演时的张力。渐渐地，一些导演拍戏时，会特意给他留些有戏份的配角。
2006年，《潜伏》剧组招募保密局档案股股长“盛乡”的扮演者。看到剧本里这个懦弱又终将沦为替罪羊的角色，吉世光心头一沉，这简直和他的处境一模一样。试镜时，他凭着对角色的深刻共鸣顺利入选。
拍摄期间，他和孙红雷对戏时，总会下意识躲闪对方锐利的目光，这份不自然恰好契合了盛乡对余则成的畏惧。拍盛乡被李涯当作替罪羊的戏份时，他把多年来怕被揭穿的恐慌全倾注进去，双手握拳、声音发颤，拍完后蹲在角落好久才平复过来。孙红雷夸赞他演技有灵气，这话让他窃喜的同时，更怕过于突出引来关注。
剧组的聚餐团建，他总以琢磨剧本为由推脱。有次被硬拉去饭局，有人聊起家乡，他谎称老家遭灾亲人离散，扒了两口饭就仓皇离席。回到出租屋，他从贴身口袋里摸出那张泛黄的家人旧照，指尖划过照片，泪水无声地滴在相纸上。
片场的每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他紧张。看到道具组的斯蒂庞克轿车，他会想起逃亡时坐的破旧绿皮火车；偶遇同乡群演被追问口音，他搪塞过后连夜换了出租屋；外景拍摄时瞥见巡逻的安保人员，他瞬间脸色惨白，差点当场躲到道具后面。
长期的精神紧绷让他患上了失眠和心悸。他不敢去大医院，只能在街边小诊所买些安眠药。药片的剂量越来越大，可只要听到警笛声，哪怕远在几条街外，他也会瞬间惊醒，再也无法入睡。
《潜伏》拍摄间隙，有工作人员私下议论他“不合群”“太神秘”。这些话传到他耳中，他愈发谨慎，之前偶尔交流过的同事，他也刻意疏远。他知道，在这个人员流动频繁的片场，任何一点好奇心，都可能让他万劫不复。
杀青庆功宴上，他被同事硬拉着出席。席间众人举杯欢庆，他却如坐针毡，中途借口上厕所溜了出去。夜色里他一路狂奔回出租屋，锁上门后靠着门板，大口喘着粗气，直到心跳慢慢平复。
凭借“盛乡”这个角色，吉世光接到了更多民国剧、谍战剧的邀约，角色依旧多是反派。他接戏只看戏份多少，从不计较片酬，把大部分收入都藏在出租屋的墙缝里，从不敢存款买房，他清楚这些都是随时会消失的泡沫。
有次拍抗战剧，他和饰演警察的演员对戏，对方佩戴的道具手铐让他浑身僵硬，频频NG。导演批评他状态差，他只能谎称身体不适，躲到后台缓了好久才敢重新上场。后来在电视上看到《潜伏》的预告片，他也会立刻换台，既怕被认出来，又忍不住贪恋“张国锋”这个身份带来的安稳。
记者想采访他，被他以不善言辞拒绝；剧组有化妆师多次关心他的生活，他也只能刻意疏远。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像个炸弹，既不能暴露在聚光灯下，也不配拥有任何温暖。
2008年，他接拍一部年代剧，饰演一名逃亡的罪犯。拍摄逃亡戏份时，镜头下的他仿佛回到了1998年那个夜晚，仓皇奔跑中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下。导演在一旁赞他入戏太深，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是压抑多年的真实情绪决堤。
随着口碑越来越好，有剧组给他递来重要配角的合约，片酬也大幅提高。但他始终没放松警惕，行李永远保持打包状态，口袋里常备着去往边境的车票，他知道“张国锋”的身份随时可能崩塌。
年底，他从同乡群演的闲聊中得知，黑龙江警方还在追查当年的案子，并且已经开始往南方排查线索。他连夜推掉手头的戏约，把藏起来的现金塞进背包。站在出租屋窗前，他望着片场的方向，知道自己又要开始新一轮的逃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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