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故事发生之前
(2)
徐强一直是老样子,离开家乡来G市打工快五年了,积蓄当然是有一些的,但总是被他女朋友管得死死的,平时想要请我们吃个宵夜,也只能先戒烟一个礼拜,从私自省下来的烟钱里拨出一部分来飨客。
每当此时,我们都会选在东岗街口拐角处的周记大排档,点一盘炒田螺、一碟干鱿鱼、两个烧茄子、半打碳烤生蚝,钱多时就喝百威,钱少时就喝哈啤,再多的就没有了,毕竟徐强一个礼拜的烟钱也就一百多块。
不过,点的东西虽然不多,但我们每次总能尽兴。漂在他乡的打工仔就是这样,重要的不是生活水平是否上得了台面,只要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能在市井巷陌间嘻嘻哈哈地嗨上一阵子,已经完全足够。
之所以常来周记,是因为李俊松在这里做烧烤学徒,快半年了,手艺练得像模像样的。我们每次来时,他总是会趁机偷懒混到我们桌前喝上两杯,相互调侃一番后,又呱嗒呱嗒地趿着人字拖,嬉皮笑脸地晃到周老板面前,笑道:“勇哥,我每个礼拜都叫朋友来照顾生意,嘿嘿,你帮我加点工资呗。”老板周勇每次都会斜瞪他一眼,咕哝道:“加你妹!快干活去。”然后又笑着招呼我们:“常来,常来。”
李俊松该算是我的朋友中最闹腾的一个人了,或者说,是比较直的一个人。他的“直”和徐强却有不同,徐强属于憨直,有时候脑筋转得还不够快,然而李俊松反应并不迟钝,他的“直”是体现在遇人遇事的言谈举止间,怎么看都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十六七岁的男孩子,这和他二十四岁的年龄倒不太对得上号。说白了,徐强是心理藏不住事,而李俊松则是嘴里藏不住事。
李俊松的女朋友叫夏晓芬,她是我的老乡,也是我介绍他们认识的。四年前我和另外四个老乡一起坐了二十个小时的火车,从老家来到G市打工,夏晓芬便是其中之一。现在她和李俊松在一起快两年了,不久前听说他们打算在明年年底结婚。
李俊松以前在郊区的一个大型皮鞋厂里做技工,已经做到了油压车间C组组长,但他不想一辈子像一部机器那样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情,不想每个月累死累活却领着那一成不变的固定工资,加之婚期既定,便早已打算着另谋出路。
于是今年三月底,他辞去了工厂的工作,从郊区搬到了闹市区来,在周记大排档应聘了烧烤学徒。夏晓芬对他的决定倒也挺支持的,想想也是,到明年底手艺学得差不多了,辞工把婚一结,翻年来小两口也弄那样一个烧烤档,那么这辈子也算是有了盼头了。
说来说去,现在就只有我和陈鹏辉还是一个人飘着。除了一起吃宵夜喝啤酒的时候,其他人空闲时间并不多,只有我和陈鹏辉,每天下班后几乎都无所事事。他这小子是跑业务的,平时经常骑着个电毛驴穿梭在各个城中村的大街小巷里,向那些大大小小的超市、士多店推销一些小作坊里生产的山寨饮料、零食之类的,一天下来,拿到几十张订单那是不在话下,其中当然也有顺联超市的单子。
当年和我同来G市的几个老乡,只有刘成杰似乎对在大城市打工的快节奏生活不甚适应,没几个月就悄悄买了返乡的火车票,招呼也不打地缩回老家去了,其余几人,在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之后,现都已经在G市站住了脚跟。
夏晓芬没换过几份工作,先是在郊区的一个电子厂里做了几个月的计件作业,后来托朋友介绍,到市区里的一个全国连锁的大型超市做理货员,一直做到现在。
杜海丽开始是在酒楼里做了两个月的服务员,由于无法忍受后厨的脏乱,才又另找了一份制衣厂流水线尾部打包员的工作。她曾说:“天下的餐馆一样脏。很多人都以为路边摊不卫生,其实吃路边摊才是最放心的,因为你是亲眼看着他们把原材料放到锅里炒出来端到你面前,越是高档的酒店、酒楼,后厨越是脏得不可见人,所以他们才会贴上‘厨房重地闲人免进’的标语。”当然,打包员她也没做多久,那种每天赶货、每天加班、每个礼拜只休息半天的生活显然不适合她。对她来说,钱挣得多与少都无所谓,挣到钱了却没时间去花,才是最要命的。
在我印象中,杜海丽从制衣厂辞职后,又做过某内衣店的店员、某品牌运动服饰的导购员、手机店促销员、饰品店营业员,也曾尝试应聘某珠宝首饰店做销售,由于没有本地户口作担保,最终放弃。后来有一阵子,她干脆辞了工作,跟几个新认识的姐妹一起凑钱,批发了一屋子的丝袜和打底裤,在城中村的夜市上摆了个规模可观的地摊。不久后她又重新找了别的工作,现在正在一家品牌化妆品连锁加盟店里做化妆师兼促销。我估计,若不是受学历所限,她甚至还会再换更多五花八门的工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