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在剑桥街住过的人,多少是听说过乔治·约翰逊的。
他以前就住在这条街的七号。这条街一共有三十七座房子,其中二十七号和十四号是公共但废置的房子,闹流行病的时候住在这里的人都先后惨死。于是它们的窗子都被长而宽的木片用长钉死死地钉上,直到后来二十七号改成一座面粉厂,而十四号被红酒商博利斯通购置来做仓库,那些被封死的窗才拆过重修。
要凭特征一眼找到乔治·约翰逊的屋子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剑桥街的建筑呆板乏味,千篇一律,所有的房子几乎都是潮湿的灰褐色砖块砌成的长方体,三十七号的正面有两扇被苍白与青色斑驳的铁框分成十六份的窗,每扇窗顶上有一层窄窄的生锈的薄铁片用来挡雨,两扇迟钝的漆红的铁门嵌在屋子正面墙的正中,门的外侧分别有两组十字交叉的螺纹钢条,当然也是被漆成通红,正对房门的左手边有一块长方形的黄铜牌子,上面模模糊糊地写着,这儿是剑桥街,三十七号。三十六号,三十五,三十四,三十三,还有——实际上,一直到一号——也都是这样,当然,七号也不例外。
剑桥街的三十七栋房子一律是沿着安博利通运河建造的,临河的步道右手边每隔五米立起一柱直挺挺的街灯。住在这儿的都是收入低微,生活平淡的普通人家。每天路灯还没熄灭的时候,这里的人,尤其是这里的男人,就陆陆续续地推开门,各自走进街灯照不透的浓雾里,去找寻他们的生活。到每一个晚上,街灯又一次不能透过汇聚在这里的雾时,主要是男人的队伍从城市的各个地方,像码头,工厂,债务所等等的地方,聚集回来。他们抱着一天赢得的生活,分发给等待在澄黄而昏暗的煤气灯下的喂奶的女人和衣衫褴褛的金发孩子,生活向来如此传递和延续。
乔治·约翰逊还活着的时候,剑桥街与安博利通运河之间那条不足十米宽的湿滑石砖路旁还没有护栏。一年中的雾季,有男人在早晨找寻生活的路途上误入冰冷的河水;半夜的浓雾里,人们用上衣兜着的那些生活,时有部分落在地上,湿滑而诱人;尝试拾起它们的人发觉满眼迷雾,上衣里的收获倾向一侧,把失衡的人送进河的最底部。
乔治·约翰逊很多年来没有十分稳定的工作,尽管其实他相当聪明,懂得经营也受过初等教育。他曾经做过日用品的小本生意,或者在码头,给人做搬运货物的苦力,诸如此类。
无论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最多不超过两年,他都会放弃并转向下一份工作。虽然如此,却从未见过他有任何一个债主,或听说他家某天的口粮出现短缺。
约翰逊一家的经济状况在剑桥街的住户之中最为优越,这在剑桥街的人心里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毕竟其他每一户人家至少有那么一个债主,他们所欠的按照他们的收入,即使一家人不吃不喝,也起码得十多年才勉强能够凑齐钱还清其中一位的债。剑桥街的住房永远有着空位,因为每隔两三个月,就有大约一两户人家因为欠债被送去债务监狱。有时候只有男人被抓走,他可以在马车上向妻子忏悔不该听信放高利贷的人的话,然后,因为在监狱里他赚不到钱还债,他可以在那儿待到仅剩一具白骨。但女人只好改嫁,或者,剑桥街东南方向二英里路程的伯丁街后,翻过围栏,有一座红砖尖顶小屋,墙砖已经叫雨水蚀了大半,并且长着和历史一样挥之不去的青灰色地衣,它的黄铜金门牌上写的是史密斯夫妇,其实是一所私人妓院。史密斯夫妇死于早年的霍乱后,老鸨们占据了这里,她们让妓女和嫖客在史密斯夫妇原来的婚床上翻云覆雨,过一个扮夫扮妻的家家。他们的孩子,要么跟着女人一起改嫁或者去妓院,要么去面粉厂之类的地方做童工,当然,城市并不拒绝他们冻死在十二月末的晨雾里。
每每有走投无路的人看中剑桥街的低廉租金,搬进那些前些天才被捉走的男人曾经的屋子,当他们忙着布置并不多的家具时,就会有邻居拼命地敲他们生锈的大门。等他们把门打开,这位邻居就会自来熟似的从新住户身旁钻过去,示意关紧门,在屋子里说。尽管这位邻居大抵过段时日也会被捉走的。
这个人来的目的,往往是小声地谆谆教导那新房客,要怎样在解决困难时向乔治·约翰逊先生讨要救济。这在剑桥街的人之间是一样不轻易外传的精深技巧,把握时机是很重要的,约翰逊先生每下午三点总会回来一趟,因此如果要请求施舍,总得向工头请半天假;如果成功遇上他,恰当的语气能不让对方生疑,迫切而欲哭无泪的绝望只是一个形容,要如何把握适度又是一门艰深的学问,这需要多次的练习和深入的思考;找他之前最好备一件破大衣,在脸上扑上尘和面粉,煤粉当然更好,还可以刻意在眉头和眼角留下刮伤和淤青,就像刚被愤怒的债主海扁一顿,当然如果当真被揍了便无需费心伪造……这一切是剑桥街的不论什么人都应该掌握的,虽然乔治·约翰逊的财力不足以支持这些人还清债务,但凭这人一定的积蓄和在人际方面完全不如他在生意方面那种高明的天真,他们可以应付一段时间的债主,或时不时口粮困难时得到一些额外的金钱,甚至得以买些平时吃不到的点心,交付家人,一块分做七八块地细嚼慢咽,末了依依不舍地吞下肚子。
剑桥街的住户之所以要费尽心思和乔治·约翰逊碰面,并如此费心地总结出其实并不高明的伪装,是因为他有一个同样精明并且被旁人认为是吝啬的妻子。这个女人很少出门,和工人们的妻子不一样,她的手臂虽然同样浑圆,但不是出于劳苦而变得发达的小臂肌肉,而是女性原有的丰满。她不爱打扮,一件浅灰的肥大的连衣裙就是她全部的装扮,有时顶多再加一条肮脏的白围裙,油污和粉尘在上面肆无忌惮地开放,实际上已经不太看不出围裙的本色,她金色偏灰的头发很随意地束在脑后,但她的脸和皮肤却很洁白干净,有细而坚挺的鼻梁和轻薄淡色的双唇,以及澄澈的橄榄绿双瞳。工人的妻子嫉妒她,但却又想和她套近乎,因为每当她在场,她丈夫总难以乐善好施。她知道这些人大多只是想从自己丈夫身上获利,希望能在他下决定施舍他们之前阻止,但她先生却总是很轻而易举地被打动,他的决定总是她的软肋,因为她打心底里爱她的先生。
约翰逊先生和他的妻子育有两个儿子,小的似乎不到一岁,还没有断奶,大的也只有三岁,他们都像他们的母亲一样有橄榄绿色的双瞳,脸蛋很可爱。约翰逊先生很早就存了一笔钱,希望送两个孩子接受教育,正因为如此,他的爱人才不乐意他总是把这笔积蓄拿去填那些邻居吃不饱的胃口。
有一天,乔治·约翰逊醒来的时候,七点的钟声从遥远的市中心传来,他看见那座尖顶钟楼在满天大雾中,犹如浮空的方尖碑。
前一天他从港口货运那儿辞了职,因此他今天可以比大多数剑桥街的男人晚起身两个小时。
妻子听到他下床的声音,就把睡着的老二放在一只用白桦木做的很旧的摇篮车里,自己走到被油烟熏得漆黑的灶台前,把那件开满了花的围裙穿上,煎蛋给丈夫做早餐。
孩子里大的那一个这时候走过来扯她的裙褶,央求她唱那首有十个什么“银地俺”小孩的童谣。这时候约翰逊先生把他的胡子刮干净,从二楼匆匆跑下来了。
“小鲍勃,别烦你老妈,爸给你唱,你听:'十个啊印第安小男孩……'”
鲍勃听到这首儿歌很开心,拍着小手在厨房的地板上绕圈跑,学着他父亲的样子唱:“银地俺,银地俺小孩……”
“鲍勃,那个读印第安,”妻子在一旁纠正。
“我在楼上就闻到香味了,亲爱的。”
“听到你起床我就开始做了,知道你爱吃这个,”妻子停了话,去料理她锅里的鸡蛋,跟着又回头向她的先生,“今天雾好大,感觉有些不安全,不如改天再去应聘。”
“没事的,亲爱的,我平时不也是踏着这样的雾去工作的吗,只是去应聘罢了。毕竟我们得攒齐钱让鲍勃上学,不能这样懒懒散散的。”
“是了,”妻子想起自己一直在找机会和丈夫说的事情,“你既然知道咱得攒钱让鲍勃上学,就别再拿钱去送给那些贪得无厌的邻居了。”
“亲爱的……我们不可以这么说人家。”
“怎么不可以……他们……”
“他们毕竟生活困难,我不忍心让他们被监狱关起来妻离子散呀。”
“你知道吗,”妻子把盛着鸡蛋和腌肉的盘子摆在约翰逊先生面前,“他们私下研究了一套找你讨钱的方法,他们的妻子知道我看得出来,还想和我套近乎,上次他们送了——我都不好意思说——一些黑面包,说是感谢我们。”
“我没看见呢。”
“因为我把那些东西又丢回他们门口了。”
“可是你这样说也没有证据啊。”
“证据就是我讨厌他们。”
“好吧好吧……我听你的,”约翰逊先生看大概拗不过妻子,只好先口头答应,“刚好今天我去应聘的地方远些,今天下午三点那会我也不回来了,刚好也省得碰上他们。”
“太好了,亲爱的,”妻子很高兴,吻了吻他的面颊。
临出去时,乔治·约翰逊接过妻子递过的一件深棕色毛呢大衣,并带了一盒“桥”牌的烟,妻子记得那件大衣是西装领,而且袖口各有两粒纽扣。
他出门的时候,妻子没有脱下围裙地在沙发上坐着,看一本莎士比亚,鲍勃还在一边跑一边拍手,唱“银地俺小孩”,他的兄弟还在熟睡。
约翰逊先生披着大衣,往剑桥街的北街口走——他平时上班往往走南边——雾气弥漫,一切五米以外的事物都像撒在大白幕布上的煤粉,左手边时不时像一缕黑烟似的,飘过一层淡薄的黑影,或是货船,或是路灯,看不见河岸的所在,只能时而听见阴冷的河水拍击石堤的可怖闷响。地面蒙了一层雾所凝的水,约翰逊先生不免有些害怕一不小心掉进运河,和那些河里的累累白骨一道沉睡至审判日,不由放慢了脚步。
差不多出街口的时候,约翰逊先生看到,大约是爱丁街方向那边,有一团飘飘忽忽的黑影朝自己走来,如果是迷信的人,准会吓得站不起来,但约翰逊先生只是凭这团影子的大小,判断这该是一个精瘦的男人。
果不其然,等它靠近后,形象突破浓雾的包裹,约翰逊先生认出他是剑桥街三十一号的比斯通,在鞋油厂上班。
“比斯通!”
“早上好,先生,鞋油厂把我解雇了,他们嫌我干活不勤快。”
“天啊,比斯通,我同情你,请回家安慰你的亲人,我今天应聘回来以后,会拿钱出来帮你渡过这段艰难时期的。”
“谢天谢地,约翰逊先生,您真是好人。”
约翰逊先生意识到自己又轻易地同情别人并下了承诺,他想今天晚上回到家拿钱出来时一定会惹妻子生气。他来不及想道歉的话,又发现如果一直这样悠闲地漫步,和人打招呼,那他到下午五点也到不了哈里森公司。
他一面告别比斯通,一面加快脚步,但这一天虽然大雾,却并不怎样地冷,反而因为水汽的弥漫显得闷热难耐。大概十点时,约翰逊先生走到半路,已经浑身被汗湿透,气喘吁吁。
这时候雾稍散了一些,他看见两个人正在远处争执着什么,循着这个方向看去,街边有一张公共长椅,椅子的铁骨架上包着一层黑漆,骨架的末端被塑成百合花的形状,他很喜欢这样的设计,就点起一支烟,一边抽着,一边用手抚摸赏玩那花边的形制。
等到那根烟已经抽完,约翰逊先生意识到他又浪费了一大段时间,他想也没想,把烟头随手丢掉,连大衣和里面的那包烟也忘在长椅上,头也不回地又继续开始赶路。
他后来没有再浪费时间,总算在下午三点半到达了哈里森公司附近的那条街。雾在这里已经完全散开了,但云仍然密布,阳光照不透,街道仍显得阴阴沉沉。
哈里森公司在文森特大楼的二层,这栋大楼虽然并不算很高,但总比剑桥街那些懦弱的平房雄壮得多,虽然仍只是一块砖砌的长方体,但表面抹着洁白的石灰,窗子没有生锈,并且有着美观的圆拱,尽管某些地方长期浸水,不免长着些青苔和让人皱眉的霉斑,但总体上,可以说是一栋算得摩登的大楼。
楼道相比外边更冷些,但比较干燥。约翰逊先生上楼时被两个争吵的男人阻拦着,他们吼骂着彼此,互不相让,以至于那段简单的阶梯旅程,花了将近五分钟才完成,这时约翰逊先生才得以通过。
他敲门前,突然想起,自己忘在半途的大衣里那包烟,假如自己还带着,也许应聘时可以递过去一支烟,让人家对自己的印象好些,想到这儿,他不由得有点后悔。
这时楼上很闹腾,似乎有人在尖叫。
应聘并没有花很长时间,乔治·约翰逊很快就谈妥了条件,他可以明天就在哈里森公司工作并拿到属于他的工资。
约翰逊先生非常高兴,他想这样也许能很好地哄妻子高兴,也就不至于因为比斯通的事情闹得很不愉快。他没有像来时一样走路过来,而是用身上的钱雇了一架马车,把他送到剑桥街的北街口。
约翰逊先生回到剑桥街,给马车夫付钱的时候,时间还不到六点,但大雾已经又像早上那时一样汇聚起来,这于是显得天色比往常昏暗不少,各家在这时已经点起了煤气灯。但也许是男人们都还在外边的原因,约翰逊先生觉得这一天的剑桥街非常安静,平时总能遇到几个邻居向他问好,今天却只有街灯和煤气灯的微光在浓雾中弥漫。
他沿着各家的屋子往剑桥街七号——也就是自己的家——走去。终于远远能望见自己的屋子时,约翰逊先生却打心底里觉得不对劲,似乎自己的家变得不太安全,有什么让他不能进去的东西,就连透出来的煤气灯的光也被什么来来去去的人影遮挡扰动着似的明灭不息。
他走到自家门前,终于知道是什么让他感觉不安。他家几乎被一大群警察包围,这些人穿着深色的三角领毛呢外衣,戴着一顶帽沿上翻的和外衣同样颜色的圆顶帽,站在外面的几个警员抱着一根桦木拐杖,右手抓着一只发出刺眼白光的提灯。里面的几个人显然地位更高,他们更胖,更老,更盛气凌人,他们要么坐在自己的家里那张餐桌旁,要么站在一边,怒气冲冲地大呼小叫,约翰逊先生听不清他们说的话。
站在外边的警员发现了他,立刻大叫起来。
“他回来了!他回来了!警长!”
“快快快,全都起来!别坐着了!捉住他!”
“别让他跑了!”
其中还混杂着一个声音,是约翰逊先生的妻子。
“警官!警官!求求你们!他是冤枉的,我丈夫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丈夫……”
“夫人,我们已经和你解释过很多次了!请闭嘴!”
可怜的乔治·约翰逊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他就被两个警员死死地抓住,两只手背在身后,同时又有一个警员迅速地闪到他身后,咔地一声,约翰逊先生终于知道,自己被铐上了。
这时一个满脸通红,脸上的褶子似乎要流出油来的胖警察从屋子里慢慢地走出来,手里抱着一件大衣。
“乔治·约翰逊,这衣服是不是你的。”
“警官大人,”约翰逊先生喘着粗气,浑身颤抖,他怕得要死,不过他想,这种情况下还是如实回答比较有机会解决误会,他想,这该是误会,“虽然我不知道您为何大动干戈抓捕我这样一个小小的普通公民,但是我敢说,如果这件衣服的左口袋里有一盒'桥'牌的香烟,那这件衣服准是我的。”
胖警察回头,对着乔治·约翰逊的妻子说道:“夫人,您看,他承认了!”
女人泣不成声,躲进屋里。
“嫌疑犯乔治·约翰逊,”胖警察又对着约翰逊先生,“你于今日下午三时四十五分许因财产纠纷蓄意谋杀纺织厂工人罗宾·亚历山大,现证据确凿,将你捉拿归案。”
这一天的四点四十五分时,文森特大楼的保洁发现三层二号房的房门没有关上,当她进去查看时,发现罗宾·亚历山大的头被砸碎,凶器是一把椅子,还丢在旁边的地毯上。
剑桥街的比斯通作证说,乔治·约翰逊当天没有从平时上班的地方离开剑桥街,而是从北街口走,很明显不是去工作,并且这个方向刚好和另外一个目击者发现罗宾与嫌犯发生争执的地方,艾博街南侧的最后一张长椅处同路。这个目击者还作证说,嫌疑犯穿着一件西装领的棕色毛呢外衣,和被害人一起抽“桥”牌香烟,约翰逊先生不小心丢在那里的大衣和香烟完美地对应了这一点。
另外一个目击者说,看见约翰逊曾经急匆匆地从艾博街南侧离开,至于文森特大楼的哈里森公司,他们否认当天有一个乔治·约翰逊来这里应聘。
乔治·约翰逊于是很快被判处绞刑。
他死后,他的妻子草草把他埋在公共墓地,当她要求为他立碑,所有人都认为,不应该为一个杀人犯立起墓碑。三天后,人们发现了约翰逊的妻子吊死在剑桥街七号房里的尸体,她美丽的脸憋成青紫色,舌头吐得长长的,像一只鬼脸,她的遗言写在从那部莎士比亚上撕下的一片纸上,说是:“我仍不相信我的丈夫是错的。”他们的孩子不知所踪,有人说在半夜浓雾弥漫的码头见过他们,像一对金发的鹰一样伫立在雾气里,马上就有人反驳,大雾里并不能认清人的模样。
大家很快遗忘了这件事。直到三个月后,有人看到,公共墓地那边的夜里,有好像政府的官员,或者什么警官的人,在约翰逊先生的葬处,立起一块墓碑,但还没有写上什么。
很快剑桥街的人筹钱买了报纸,发现其中最大的一张版面介绍的新闻,名为“乔治·约翰逊的冤案。”
这起谋杀案的真正凶手后来向警方自首,并且说明了这起事件真正的面貌。简而言之,有关那些被误解的部分,在艾博街那儿,凶手确实穿着一件和约翰逊先生一模一样的大衣,但只有罗宾在抽烟,他自己因为在戒烟的缘由,看着香烟考虑了一会儿后,又放回了自己的口袋,因此那儿刚好遗留了两人份的烟灰和烟头,一份来自罗宾,一份来自约翰逊先生。他后来和罗宾一起上文森特大楼时,他的大衣早就放在了自己的行李箱里,而这只行李箱那时正在他自己的公寓,而非文森特大楼。并且,他杀死罗宾并离开时,他看到时间大约是四点二十分,审问中约翰逊先生大概于四点二十五分离开文森特大楼,所以才造成了这种时间上的误会。
凶手帮警方推理得很清楚,因此报纸便不更多刊登警察的说法了。
也是在这一天,乔治·约翰逊的墓碑刻上了属于他的墓志铭,这座碑最终算是立起来了。
“乔治·约翰逊,长眠于此,他于1882年被错误地判处绞刑,他是对的,错误的是我们,然而他已经远去,不再回来,无人可挽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