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室窗外的玉兰

我第一次踏进时代峰峻的练习室，是个初春的早晨。作为新来的舞蹈助理，推开门时，最先撞进眼里的不是镜子里的身影，而是窗外那棵开得正盛的玉兰树，白色花瓣落在窗台上，像撒了层碎雪。

“姐，你是新来的助理吗？”清亮的声音从镜子前传来，我回头看见穿着训练服的少年们围过来，丁程鑫手里还拿着瓶没拧开的矿泉水，笑着递到我面前：“我是丁程鑫，他们都叫我丁哥。”旁边的马嘉祺帮我接过手里的文件夹，指尖碰到纸页时轻轻说了句“小心烫”——文件夹刚从打印机里拿出来，还带着余温。

那天的练习从上午一直持续到深夜。刘耀文练高难度动作时摔在垫子上，没等我上前，宋亚轩已经跑过去拉他，还故意做了个鬼脸：“耀文儿，你这落地姿势，比我上次忘词还尴尬。”贺峻霖在旁边举着手机录像，笑得直不起腰，严浩翔却默默走到刘耀文身边，示范起刚才的动作，张真源则递过瓶电解质水：“先歇会儿，别硬撑。”

我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看着他们反复抠同一个动作，汗水把训练服浸得发深，却没人说要停。休息时，马嘉祺坐在我旁边看舞蹈视频，指着屏幕里的动作轻声分析：“这里的力度要是再收一点，会更连贯。”他说话时，我注意到他指节上贴着创可贴，问起时，他只是笑着说：“练舞时不小心蹭到的，小伤而已。”

后来我渐渐摸清了他们的习惯：丁程鑫总在早上第一个到练习室，对着镜子压腿；马嘉祺喜欢在练完舞后，坐在窗边看会儿乐谱；宋亚轩会在休息时哼些没听过的旋律，手指无意识地在腿上打节拍；刘耀文总爱挑战高难度动作，哪怕摔好几次也不放弃；贺峻霖喜欢在练习间隙讲笑话，逗得大家笑出眼泪；严浩翔会把新写的beat存在手机里，偶尔放给大家听；张真源则总记得提醒每个人喝够水，别忘记吃饭。

有次公司要准备一场重要的演出，他们连着半个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有天凌晨，我在练习室门口撞见马嘉祺，他靠在墙上，手里攥着瓶没喝完的咖啡，眼底满是红血丝。“怎么还没回去？”我问他，他笑了笑：“这段和声总合不好，想再练会儿。”我看着他疲惫的样子，忍不住说：“别太累了，身体要紧。”他却摇摇头：“不能让大家等我，也不能让期待我们的人失望。”

演出前一天，宋亚轩突然发烧了。他裹着厚外套，坐在角落的椅子上，脸色苍白，却还是坚持要跟大家一起练。丁程鑫摸了摸他的额头，皱着眉说：“你先回去休息，我们把动作录下来发给你，你在家看就好。”宋亚轩却摇头：“不行，我不能拖大家后腿。”最后还是马嘉祺找了退烧药，逼着他吃了，又让贺峻霖送他回去，临走时，宋亚轩还回头叮嘱：“记得把动作录清楚点。”

演出那天很顺利。当七个少年在舞台上发光，台下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时，我站在侧台，看着他们整齐的动作，听着他们默契的和声，突然想起练习室里那些深夜的灯光，那些摔了又爬起来的身影，那些互相鼓励的话语。下台后，刘耀文激动地抱着丁程鑫，宋亚轩眼里还带着泪光，严浩翔拍了拍每个人的肩膀，张真源笑着说：“我们做到了。”

后来我因为个人原因，要离开公司。走的那天，他们正在练习室里练一首新歌。我站在门口，没敢进去，却被贺峻霖看见了：“姐，你怎么来了？”七个少年围过来，丁程鑫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他们每个人写的信，还有一张签名照。马嘉祺说：“以后不管你去做什么，都要记得，我们永远是你的后盾。”宋亚轩则塞给我一颗橘子糖：“姐，这个最甜，想我们了就吃一颗。”

我抱着信封走出公司时，回头看见他们还站在练习室的窗边，朝我挥手。窗外的玉兰花又开了，白色的花瓣落在他们身上，像当年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时那样。我知道，他们还会在练习室里继续努力，还会在舞台上继续发光，而那段在练习室里，伴着玉兰花香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心里，成为最珍贵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