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嘉祺最后一次给我弹《雨巷》,是在深秋的琴房。
玻璃窗上凝着薄霜,他指尖落在吉他弦上时,指节还带着练舞磨出的茧。旋律像巷口的风,裹着化不开的凉,他唱到“伞沿垂落的雨,像没说的别离”时,琴弦突然断了一根,金属的颤音在空荡的琴房里绕了圈,最终沉进 silence 里。
“等我换好弦,再弹一遍。”他低头解着断弦,声音轻得像怕碰碎什么。我看着他垂落的额发,突然不敢再等——第二天我就要搬去外地,行李已经收进纸箱,车票就压在口袋里,硌得手心发疼。
我们是在音乐教室认识的。他抱着吉他坐在窗边,阳光落在谱子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我错拿了他的乐谱,回头时撞进他的眼睛,那里面盛着的光,比窗外的太阳还亮。后来我们总在琴房待到晚,他弹我听,偶尔我也会在他的谱子上写两句歌词,他笑着说,这是我们共同的曲子。
他说要写首专属于我们的歌,名字就叫《岁岁》,要弹给我听一辈子。我总笑他贪心,却在他练和弦时,悄悄把“岁岁”两个字写在谱子的角落,笔画里藏着没说出口的喜欢。
变故是突然来的。他收到了外地集训的通知,要去很久很久。那天我们在琴房坐了整夜,他反复弹着未完成的《岁岁》,我数着他指尖的茧,眼泪掉在谱子上,晕开了“岁岁”两个字。“等我回来,”他攥着我的手,指腹蹭过我掌心的纹路,“一定把《岁岁》弹完。”
他走后,琴房的钥匙我还留着。每周我都会去打扫,把他的谱子按顺序放好,在他常坐的位置放杯热牛奶。有次整理谱子时,发现他夹在里面的便签,上面写着“今天她笑了,像春天的花”,字迹被水洇过,模糊了边角。
我以为我们能等。直到公司调令下来,我必须离开这座城市。我想告诉他,却在拨通电话的瞬间挂了——他正在准备重要的演出,我不想让他分心。
琴房的霜越来越厚,他换好弦,抬头时眼里带着期待:“准备好了吗?这次一定弹好。”我点头,却在他指尖落下的前一秒,站起身:“我该走了,车票快赶不上了。”
他的手顿在弦上,吉他发出一声闷响。“什么时候走?”他的声音发紧,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只盯着地上的断弦:“明天一早。”
“那《岁岁》……”他没说完,就被我打断:“以后再说吧,说不定没机会听了。”我转身就走,不敢回头——我怕看见他眼里的光熄灭,怕听见他说“别走”,更怕自己会忍不住留下来。
出了琴房,雨开始下。我没带伞,任由雨水打在脸上,混着眼泪往下淌。手机响了,是他打来的,我按了拒接,把手机塞进兜里,任由它一遍遍地响,直到没了声音。
到了外地,我换了手机号,把他的谱子锁进箱子里,再也没打开过。直到三年后,我在整理旧物时,翻出了那张被泪水晕开的便签,还有未完成的《岁岁》谱子。谱子的最后一页,多了几行字,是他的笔迹:“我弹完了《岁岁》,却没等到听的人。”
那天我抱着谱子哭了很久,后来才知道,他那天追出琴房,淋着雨跑了整条街,却没找到我;他演出时,在舞台上弹了《岁岁》,说要送给一个“没来得及说再见的人”;他留着那把我送他的吉他,弦断了又换,却再也没弹过《雨巷》。
去年我回了趟老家,路过曾经的琴房,发现已经改成了杂物间。玻璃窗上的霜没了,只有积灰的窗台,还留着当年他放吉他的痕迹。我站在巷口,仿佛又听见了吉他声,还是那首《雨巷》,还是那个温柔的声音,却再也没有那个弹吉他的少年,和那个没说出口的“再见”。
后来我把《岁岁》的谱子寄了出去,地址是他当年集训的地方,却被退了回来,信封上写着“查无此人”。我把退信和谱子一起锁进箱子,就像把那段没说再见的时光,永远封存在了深秋的琴房里——那里有断了的弦,没弹完的歌,还有一个未寄达的,关于“岁岁”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