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

明成祖发动了征讨安南的战争后，朝鲜国王李芳远在与臣下议论时提出：“我皇帝本好大喜功，如我国少失事大之礼，必兴师问罪。我则以为，一以至诚事之，一以固城垒，蓄粮饷，最是今日之急务。” [118] 礼曹判书许稠所言：“今皇帝凡所施为， 多非有道之事。”可以说，在“永乐盛世”的风光背后，依靠的是辅臣夏原吉等人的苦心经营，消耗的是百姓的辛劳汗水 [183] ，后人对于这一时期的富庶曾说“永乐初年，承废弛之后，府库空虚，一时赐赉功臣 ，大封亲藩， 而又招集诸儒编辑大典，未几而有安南之役，有营建京兆宫殿之役，费以万万计，而户臣夏原吉殚力经营，未尝告之” 。 [184]

五征蒙古

朱棣的“五出三犁”有得亦有失，晁中辰认为此举“有力地抵御了蒙古诸部的侵扰，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北部边境的安宁，北边鞑靼和瓦刺的均势基本得到恢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力对中原大举进犯。同时，明成祖对降附人员采取开明的优抚政策，致使蒙古诸部不断有人内附，从而加快了蒙汉人民间的融合和交流，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无疑是个重要的贡献。” [135] 毛佩琦则对朱棣五出漠北基本持否定态度，“以朱棣的胸怀，是要做全天下之主的，他的征交阯、下西洋、出西域等等，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唯独北征蒙古，为之留下了终生遗憾，垒土九仞，功亏一篑，每读史至此，常为惜之。”叹惜朱棣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惟独对北征蒙古留下遗憾，并在著作中细致分析了北征蒙古的不可取性。 [136] 滕新才认为，这是朱棣好大喜功性格的产物，劳而无功，导致明朝国库空，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186]

用人得失

明成祖在长达二十二年的帝王生涯中，被评价为“知人善任，表里洞达” [105] ，身边围绕了一批贤臣良佐，在驾驭群臣过程中，各方面都考虑周全，区别对待旧臣，量才任用藩邸旧部，削除威胁中央政权的藩王，实施内阁制，加强吏治建设，驭臣有方。 [191] 但也有一些用人方面的过失。对于真心归降的建文旧臣，明成祖能够做到不计前嫌、择才用之，而对于那些不肯归降的人则大开杀戒。他任用酷吏打杀异己，如解缙、周新等忠臣便死于酷吏之手。 [137] 其乾纲独断的为政风格，也使得不少敢于直言的朝臣因言获罪，主事萧仪因反对其迁都北京便被下狱而死，“侍读李时勉、侍讲罗汝敬俱下狱，御史郑维桓、何忠、罗通、徐瑢，给事中柯暹俱左官交址” [190] ，兵部尚书方宾因反对其北征劳民，迫于压力而自杀身亡 [192] ，对于忠于他的文臣如蹇义、杨士奇、黄淮、夏原吉等，也都曾经因忤逆其意，或遭人弹劾而被下狱。 [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