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义则治，无义则乱
我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义和治紧密相连，国家的兴衰治乱与是否行义密切相关。《墨子.天志上》说“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法家也认为义是基本治国之道。
《管子.牧民》中说：“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义乃四维之一，如果义得不到发扬，国家也会灭亡的。《荀子.大略》中说：”义与利者，人之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古代思想家认为，治世的出现与君王能否重义紧密相关。因为好义与利欲，是人都兼有的两种欲望，如果君王好义，就会教化和用政策约束他的臣民，使他们利欲之心不要胜过好义之心，这样便会出现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繁荣景象。汉时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等治世的出现，都与当代君王好义有一定关系。反之则反。
为人君者要行义，为臣子者也要行义，一切掌权执事者都要行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历史的经验。行义者得道，就会获得人们的拥戴，人和政通，事业有成；不义者必失道，失道就会失民心，众叛亲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一事无成，直至走向灭亡，“多行不义必自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四、清廉自守，以民为本
古代思想家把清廉自守视为对官员的基本要求，为官为民是官员的本分。传统道德要求为官者秉公执法、正直无私，不因财贿而出卖良心和原则。因此，古人极为重视廉洁之德，把它看作是人之宝，政之本，大力提倡，并把清廉自守作为用人的首要条件。魏象枢在《寒松堂集》中说：“用人首在知人，惩贪必先奖廉。谨按《周官》六计弊吏：曰廉善，曰廉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咸冠以廉也。京察大计，册开四注：曰守，曰才，曰年，曰政，以守为先也。人生大纲有四：曰忠，曰孝，曰廉，曰节。是廉吏与忠臣、孝子、节烈并重也。”其意是：用人首先要了解人，惩治必须先奖励廉洁。严格按照《周礼.天官》的六种方法来考察官吏：清廉而政绩优异，清廉能干，清廉而忠于职守，清廉公正，清廉守法，清廉而明辨是非，都必须冠以清廉。国家从四个方面考察官吏：操守、才能、年龄、政绩，其中操守为首位，认为清廉的官员和忠臣、孝子、节烈是同等重要的。由此看来，在古代对为官者要求把清廉放在首位，在做到清廉的前提下，再看政绩、能力和执政表现等方面，认为清廉是人生大纲四项之一。历史上人民群众对为官清廉、勤政爱民者，深表爱戴，对他们清廉拒贿、见利思义的动人事迹以各种形式加以颂扬，代代流传，教育着人们，感动着人们。
古代思想家主张廉洁，也讲正当的利益。认为金钱，人之所欲也，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中说：“盖不廉则无所不取，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看来，只有不廉者的巧取豪夺，才是人们所痛斥的。
古代思想家除提出在用人上以廉洁为首以外，还提出在执政上以人为本。《尚书.五子之歌》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认为只有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老百姓生活安定国家才能巩固、安宁。《荀子.王制》中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由此看来，以民为本是为人君者之大节。
古代思想家虽然还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已意识到人民群众在政权巩固、社会安定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懂得“弱而不可欺者，民也”。他们从维护封建政权出发，提出清廉自守、以民为本的思想，虽然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但从推动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之，传统美德中的义利观，提出了做人的标准，治国的准则，歌颂了清正廉洁，抨击了见利忘义。用什么样的义利观主导社会文化，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成败的大问题。传统美德的义利观至今对我们仍有多方面的有益启示，我们应该按照同志“古为今用”的指示，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的积极成果，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蓬勃发展。
…………………………完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63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