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花起也花落

一

老城的古树上盘旋几只孤零零的鸟，一幢早该拆掉的旧楼下，停着几辆锈迹斑斑的破车。天是阴着的，风卷起一片树叶，飘进一条深邃的小巷。城北的一朵花起，城南的一朵花落。那时的故事开始交织，像是一场命中注定的雨。

程诺所在的市是一座小城市，名字叫冬门，是个被人遗忘掉的小城。从前里，火车轰隆隆地开过，停下，几乎没有几个人下车。它本不是一座城，只因作为中朝两界的边境之地，才被称之为城。刚迈进21世纪初的那几年，冬门的经济整体萧条。市领导挣不到钱，纷纷着急开会，集思广益要把冬门的整体经济搞上去。大刀阔斧地说了一大堆。结果刚开始实行没多久，就被下令停工了。

非典来了。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非典是什么好像并不大清楚。只知道是一种关于呼吸的疾病，会传染。老百姓看新闻上说国家下令禁止出行，居家隔离，做好防护。都很听话地躲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得不说在面对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国人还是很拎得清的。可对本就经济萧条的冬门而言，百姓们不上班，工资又比之前低很多。所以拎得清归拎得清，该抱怨的还得抱怨，该期盼的还得期盼。

抱怨没有钱的日子可怎么活，期盼该死的非典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终于，熬过了非典。国家形势恢复了从前的大好，冬门的百姓普天同庆。

只是，非典给冬门带来的影响，却一直延续了下去。

那时的冬门只有一个医院，还是那种看上去像是早已废弃的旧楼。惨白的瓷砖已经开始掉落，经过几个世纪的雨水冲洗，混着漏出的灰黑色墙体形成液体，脏兮兮地附着在整个医院的大楼上。医院的医疗水平其实在那时充其量就是一个小诊所的水平。除了感冒发烧能打点滴以外，其余的大毛病基本上就劝你去大医院了。就算是让你住院，也顶了天的一个礼拜。然后劝你回家，说等有问题再来，挣你的手续费和病床费。因为只有这两个钱是医保也报不了的。这样的现象在非典以后尤其严重。可到底生病住院还得有求于医院，所以百姓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可是嘴上却说不出来。

再说学校。冬门全市一共只有六所学校。三所小学，两所初中，一所高中。学校虽多，可这六所学校的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是大学生毕业。最高的学历是高中。教育局几乎不管这几所学校，唯独对一所朝鲜族小学格外重视。花巨资建设，体育器材塑胶跑道应有尽有，弄得跟宫殿一样。而其他的几所汉族学校，依旧保留着沙土操场，教学楼里没有厕所，学生们下课以后还得花几分钟跑到操场以外的深不见底的公厕。这样一来一回，十分钟正正好好。可见教育局培养汉族孩子从小要刻苦读书真是煞费了苦心。

但要说冬门的教育局一点不重视汉族学校，那倒也是冤枉了人家。据说冬门曾经出现过一个考进清华学府的大学生。不过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教育局领导高兴，立刻给这个学子发了一万块钱的奖金。发奖金时还对着电视台记者手里的相机怼脸说他自己都没对自己这么大方过。这个清华学子的荣誉状挂在各大学校门口大半年，锦旗奖状铺满了各大办公室。大街小巷的人议论纷纷，好像这个学生一夜之间成了全体冬门人民的儿子。

冬门的教育体制就好比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完全的自成一派，拒绝对外。冬门的教育发展了几十年，都没能有一个类似全国性的比赛，像书上写的那些靠全国物理竞赛，奥数竞赛，征文竞赛而保送到优质高中大学的人才在冬门根本就不存在。就是偶尔举行个书画比赛，也都是市级的，得奖人员基本内定。别说是比赛，学校里就连个文学社，音乐社等社团都没有。成天死读书读死书，课堂上老师大满贯，课后补习班作业满天飞。非典造成的经济大动荡，课后补习班好似一夜间崛起，层出不穷。再加之教育局的不作为，学校老师挣不着钱，只能从学生身上抽油水。最后搞得各个学校基本上都养成了干啥啥不行，要钱第一名。最后苦的只是百姓。

冬门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直到十几年后程诺再去形容它，依旧只是如此。程诺与生俱来的反叛能力或许因此生长，只要看见不合理不作为的事情就想批评两句。而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势必会生出一些人。他们叛逆，勇敢 ，带着自己的梦想，拼命地想要逃离。好像只有逃离出去，天才会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