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的一九一九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无法磨灭的日期——“五·四”。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举国震惊，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爱国救亡运动——“五四运动”。

北洋政府在对学生进行镇压后，将他们送交法庭审办，随后北京警察厅传学生预审。

九日，蔡元培校长在北洋政府威逼下，被迫提交辞呈。

但群情激愤的学生们仍在坚持集会、游行、讲演，并在各地散发传单。

众多的学生和爱国文人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帝国主义与北洋政府。

在强大的舆论与民意下，一盘散沙的北洋政府岌岌可危。

军阀恼羞成怒，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策划了“六·三”、“六·四”大逮捕。

逮捕名单上“他”高居榜首，而总的发令者是“他”的父亲。

只是，“他”一直被蔡元培先生庇护着，他们抓不到“他”。他们说，“他”很会“小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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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时常去一间距离市中心不远的教堂帮忙。

在那里，我可以得到一种心灵的慰藉与解脱，让我忘记去恨“他”。

而“他”，恐怕早已忘了“他”舍弃的世界中，有这样一个陌生人了。

那是个阴沉的早晨，六月，却有如冰似的宁静。

我在主前作过祷告，拿药去给院长，她要去医院帮忙照顾那些受伤的学生。

一阵轻轻的脚步传过，在旁边的门内戛然而止。

我正想要走过去的时候，便响起了另一群噼噼叭叭的奔跑声。那是近些天在逮捕学生的便衣军人，范林锐军队的人。

“有看到陌生人来过吗？”

为首一个年纪轻轻却冷峻精明的高瘦男子，在众人停下后，慢慢问向我。

“没有。”

我轻轻放下药，回答。

“……”他便不再问，警觉地看向四周，最后把犀利的眼光盯在刚刚那扇门上。

然后他微一低首，示意手下进行搜查。

“别动！那是我的房间。”我叫住他们，“不方便！”

“？”

他很惊讶有人胆敢在这非常时期往枪口上撞，转而饶有兴味地靠向桌子一角，挑眉瞅向我：“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

“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

我毫不客气地重复他的问题。

“陈都灵，陈议员的女儿，他熟识的范林锐，想必你也熟识。”

“……”

他显然是知道我“被未婚夫退婚”，那场轰动京城的狗血故事的。他定定而冷峻地盯着我看一会儿，然后若有所思地起身，示意那群人跟他走。

在大门口，他站住，回头劝告一句：“‘陈都灵’不适合参与政治。”

我背向他，收拾着药瓶：“你们的政治，是屠杀。”

“……”

看他们走远，我呼出一口气，拂过自己快要跳出胸口的心脏。

未曾想自己也有一天，会如此义正言辞地危慑过别人，更何况是范林锐手下，那群杀人无赦的恐怖组织。

好在，帮了那个人一点小忙。

但，他干嘛往这儿跑？

这里并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