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绿色小板凳"吱呀"轻响，倚在过道铁栏杆上的中年男人睁开眼，笑了一下。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眯成两道月牙，褪色中山装领口处翻出半截灰毛衣，袖口磨得起了毛球。
安厂长从人造革公文包里摸出皱巴巴的飞马牌香烟，烟盒上烫金的骏马图案已斑驳，乘客摆摆手，露出被尼古丁熏黄的牙齿："戒了，家里细伢子闻不得烟味。"
林武峰递过去一颗银色锡纸独立包装的薄荷糖——庄图南从上海带回来的高档糖果，上海冠生园的商标在晦暗车厢里泛着冷光。
乘客皲裂的指尖捏着糖纸反复端详，忽然笑出满脸沟壑："阿拉屋里厢的碎糖，都是用旧报纸包的嘞。"清凉在舌尖炸开的刹那，他佝偻的背脊倏然挺直，仿佛被注入某种无形的能量。
乘客道，“听你们口音不是本地人……”
安厂长道，“江苏苏州人。”
乘客道，“你们那儿富啊，都是国营大厂，政府管得严，都讲计划经济。温州很多乡以前穷，那是真穷，没地没工厂，祖祖辈辈穷得没饭吃，全家人就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越是穷地儿，政府越是睁只眼闭只眼，让这些穷乡僻壤搞点家庭作坊，挣点买进卖出的钱，所以你们提到的批发市场，都在山沟沟水沟沟里。”
乘客的温州方言裹着薄荷的冷冽，"你们国营厂冬天发棉袄，夏天发盐汽水，我们瓯江边的茅草屋，台风季要用麻绳捆着房梁睡觉。"他粗糙的手掌在膝头比划，"七六年发大水，柳市人撑着门板当船，捞回来的不是家具，是泡烂的线圈——能修好当配件卖。"
林武峰听懂了，“越穷的地儿，当地政府的政策越开明。”
安厂长频频点头，“对头，发展经济靠政策。你们温州以个体经济为主导，我们苏州是以政府主导的集体经济为主体，我们……、我就是乡镇企业的，集体经济，政府监管。”
后排传来报纸翻动的沙响，戴眼镜的青年突然插话："苏州的集体经济就像运河里的乌篷船，艄公的竹篙往哪边点，船就往哪边漂。"他推了推滑落的镜架，不锈钢镜腿上缠着医用胶布，"温州的家庭作坊是瓯江里的鳗苗，看着散，潮水来了就知道往岩缝里钻。"
安厂长指了指身边的林武峰，“他是国企的，工程师，有技术。”
安厂长摩挲着公文包上的五角星铜扣，金属冷意渗入指纹："去年吴县电缆厂搞技术改制，县里特批了二十亩地扩建厂房。"他的苏州官话带着评弹般的韵律，"你们柳市镇的王书记，听说在省里立了军令状？"
"他带着三十个供销员睡火车站，三个月跑通六省的采购批文。"乘客突然剧烈咳嗽，薄荷糖在齿间咯咯作响，"什么军令状，根本是敢死队！"后排传来声悠长的叹息，混着车厢地板下引擎的轰鸣，像某种古老的和声。
乘客看着林武峰笑，“刚才那些弯弯绕，你一听就懂了，不像国企的。”
林武峰道，“我老家是闽南农村的，山高路远人穷。人穷，又不是体制内的，胆子就大，政策一放开，民营经济哗啦啦地就起来了。”
后排一位乘客一直在听他们的闲聊，听到这里，他叹息般地低语，“穷怕了。”
林武峰望着窗外掠过的水文站标尺，红漆刻度在暮色中明明灭灭。
他想起晋江老家被台风掀翻的牡蛎棚，父亲用竹篾修补渔网时说过的话："破洞越多，经纬线就越要绞得紧。"
此刻颠簸的车厢里，他忽然读懂了中国版图上这些隐秘的咬合——国营厂的铜芯线，乡镇企业的塑料壳，家庭作坊的弹簧片，正在无数个柳市镇这样的节点上，组装成推动时代的庞大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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