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春寒料峭，桂香巷的残雪还未完全消融，松鹤楼的金漆招牌在晨光中泛着微光。新嫁娘头上的西式头纱别着一朵塑料玉兰花，在阳光下显得有些不真实。
苏州城里渐渐兴起了传统婚礼，但又掺杂了些许洋气——新人不再拘泥于“新事新办”，而是将土与洋巧妙结合，在老字号酒楼里摆上一桌婚宴。
黄玲攥紧手中的红纸包，手指因紧张而在貂毛领里微微发抖。那貂毛领是宋莹淘汰下来的旧物，此刻却与酒楼门楣上鎏金的楹联相映成趣。
大堂内高悬的龙凤花烛淌着蜡泪，投影落在婚纱的尼龙纱上，恍若计划经济最后的纹章。
宋莹正用指甲掐算礼金数额，指腹在的确良手帕上来回蹭动，留下几道淡淡的红痕。
“王主任嫁女敢收三十块，抵我大半个月的奖金。”她低声嘟囔着，目光却落在新人敬酒时摇晃的玻璃高脚杯上。
突然间，她的思绪飘向了厂里新引进的日本纺织机，那些精密齿轮仿佛也像此刻的婚宴流程一样，将传统与舶来品绞合成了某种怪异的织锦。
黄玲的蓝灰列宁装口袋里，藏着一个备用红包，被绣线捆得像个炸药包。
邻桌飘来的糖醋鳜鱼香气混杂着定型发胶的刺鼻味道，服务生端着铝制托盘穿梭其间，油渍在的确良白桌布上开出了一朵朵“牡丹”。
当新郎用凤凰牌自行车铃改装的戒指盒打开时，满堂欢呼几乎震落了门廊上的冰棱。“比去年涨了五块。”黄玲趁着《春节序曲》的旋律，在宋莹掌心悄悄画出暗号。
两人交错的视线掠过新人背后的“囍”字霓虹灯，那闪烁的钨丝正蚕食着红纸包里最后几张印有炼钢工人头像的钞票。
宋莹的镀金耳环忽然勾住了羊毛围巾，拉扯的痛感让她想起林栋哲撕坏的英语作业本。那些破碎的现在进行时态，此刻都化作了婚宴菜单上烫金的繁体字。
后厨的蒸汽漫进礼堂，在雕花窗棂上凝成水珠，而黄玲望着水雾中扭曲的龙凤呈祥图，忽然觉得满堂的婚纱白与灯笼红，恰似车间里涤纶丝与棉纱线在混纺机上的纠缠。
---
春风裹挟着红头文件的油墨气息，撞开了安厂长办公室的铁皮门。搪瓷杯沿的茶垢又厚了一圈，“大干快上”的标语在晨光里褪成了惨白。
3月，国务院下发的一纸公文改变了企业的命运：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后，剩余的生产资料和超产部分可以自由议价，国家不再干涉。
这份编号为“国发〔1985〕XX号”的文件，在传真纸上洇开时，窗外的香樟叶正将阳光剪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碎片。
价格双轨制启动了，安厂长的心情复杂而矛盾。喜的是订单增加了——江浙两省引进了众多家电生产线，仅冰箱线就有十几条。生产线增多，制冷压缩机的需求自然水涨船高。对于规模不大的企业来说，只要抢到一点点市场份额，就足够加班加点地生产了。
然而忧愁也随之而来。第一件烦心事是林武峰所在的压缩机一厂突然严禁技术人员在外兼职。这个禁令来得比梅雨季还迅猛。
林武峰最后一次递来的技术图纸上，铅笔痕迹被汗水晕成苏州河的支流，页脚还沾着柳市镇铜线碎屑的尘土。安厂长盯着文件末尾那个被反复涂抹的签名，突然想起去年广交会上外商的名片——那些烫金字母正被倒爷们的算盘珠声渐渐蚕食。
第二件麻烦事更棘手：原材料变得更贵、更难搞到了。乡镇企业拿不到计划价格的原料，只能从“倒爷”手中购买。这些倒爷猖獗至极，原材料往往要经过不止一次转手才能进入市场，温州的零配件价格也一路飙升。安厂长看着订单，再计算原材料涨价后的利润，只能无奈地叹气。
盛夏正午，车间的龙门吊发出低沉的呻吟。仓库保管员老李蹲在阴凉处，用锈迹斑斑的算盘核对“议价铝锭”的账单，噼啪声惊飞了梁上的家燕。
来自温州的铜线裹着三层麻袋，每一道捆绳都沾染着不同省份的尘土。它们曾在柳市镇某间民房的阁楼里藏匿，与走私的日本收录机零件共享霉味。
“这捆铜昨天还姓‘计划’呢。”采购科小王踢了踢麻袋，解放鞋头沾着上海某仓库封条的残片。
安厂长望着墙上的生产进度表，红色箭头如困兽般在“停工待料”的警示线上挣扎。
更远处，新购置的数控机床沉默如碑，它精密的日本轴承本该与国产铜线啮合，此刻却在等待一场黑市里的暴雨。
暮色漫过财务科的铁栅窗时，出纳正在往工资袋里塞半额奖金。
停工通知书像判决书般贴在车间门口，盖住了去年“先进班组”的奖状。
安厂长摸出林武峰偷偷塞来的信封——那张皱巴巴的《常见故障排查表》边缘，铅笔写就的温州配件商电话，在月光下泛着救赎般的幽光。
年中，因为缺原材料，企业时不时被迫停工。安厂长拎着公文书，在各部门和全国各地的原材料厂之间奔波，无论是计划内价格还是市场价格，只要价格不高到亏本，他都秉持着“捞到篮里都是菜”的思想，来者不拒。
---
1986年仲夏，苏州河面漂浮着德文图纸的油墨。
压缩机一厂突然严禁技术人员在外兼职的原因终于浮出水面：全国各省市都在轰轰烈烈地引进进口设备或先进生产线，苏州市也不例外。压缩机厂引进了德国的生产线，需要全体技术人员加班加点啃下新生产线。
三车间的铸铁窗框边，老技术员张工正用放大镜逐行比对泛黄的《俄汉辞典》，西里尔字母的阴影投在德国冲床说明书的边缘，像柏林墙倒塌前的最后岗哨。
尽管这是德国的过时设备，但对于这些平均年龄偏大的工程师来说，依然充满挑战。当年他们学的是俄语，如今只能靠着翻译一点点翻阅资料、学习新设备。
档案室里霉味刺鼻，二十年前的苏式机床图纸铺满长桌，泛黄的“哈尔滨轴承厂”钢印与簇新的“Made in GDR”标签在吊扇光影里对峙。
总工程师摘下老花镜，镜腿缠着的医用胶布已浸透汗碱：“这套数控系统就像嫁接的柿子树，结得出果子，甜不过本地的水柿。”
财务科墙上的生产进度表突然抽搐，红色箭头穿透“年产五十万台”的标语。厂领导握着景德镇瓷杯的手微微发抖，杯壁“工业学大庆”的金漆字正被新贴的“全员营销”通知遮挡。
窗外传来试机轰鸣，那台价值三百万元外汇券的自动冲床，此刻正将国产铜板压制成符合德国标准的零件——误差率刚好卡在技术协议的临界点。
几位老资格的工程师基本了解了新生产线和国际上同类产品的性能参数后，一致得出结论：无论如何提高技术研发，这条生产线也生产不出国际上需求的高端产品。
压缩机一厂只能靠它提高生产效率，通过持续扩大生产抢占国内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
国内家电市场正处于需求爆炸性增长期，厂领导立即采纳了工程师们的建议，决定扩大生产。新生产线需要大量技术工人，几位工程师在熟悉设备、开发生产能力的同时，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培训工人，提高技工素质。
技术科黑板上的抛物线突然断裂，粉笔灰簌簌落在《慕尼黑工业展图册》封皮。林武峰的俄文笔记从文件柜缝隙探出头，那些记录着1968年哈尔滨 winters 的潦草字迹，正被德文术语表里的“Toleranzbereich”（公差范围）渐渐吞噬。
年轻技术员小陈突然摔了计算尺：“他们给的参数是莱茵河的水文数据，咱们用的是太湖的流量计！”技术、管理、市场……新生产线带来的工作千头万绪，且毫无前例可参考，只能慢慢摸索，逐步推进。
一时间，林武峰几乎泡在了厂里，用宋莹的话说，“已经不是早出晚归了，是披星戴月，芷欢和栋哲起床后、睡觉前很少能看到爸爸了。”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63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