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周开始,训练强度突然加大。我们被带到外面的雪地中,穿着单薄的训练服,赤脚在冰雪上进行格斗训练。冻伤、擦伤、拉伤...各种伤痛接踵而至,却没有任何医疗措施。教官的态度很明确:适应或死亡,没有第三种选择。
一天晚上,当我正试图用自己的体温融化冻伤的脚趾时,房门被打开了。送餐的人这次不是往常那个面无表情的男子,而是一个瘦小的年轻人,他放下餐盘,迅速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做了个手势——他在衣袖中藏着什么。
当他离开后,我发现床边多了一小管药膏。我小心翼翼地将它涂抹在最严重的伤口上,立即感到一阵舒缓的清凉。这是我来到这个地狱般地方后,第一次感受到一丝人性的温暖。
第三周,我注意到训练营里的人数在减少。原本满满一排的人,现在少了至少五六个。没人提起他们去了哪里,但每个人眼中的恐惧告诉我,答案绝不会是什么好事。
某天的对抗训练中,我遇到了那个给我药膏的年轻人,他的编号是9。我们被安排在拳击台上对打,教官特意站在一旁观察。
"别留手,"9号用极低的声音说道,同时摆出攻击姿态,"他们在看。"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全力以赴地进行对抗。我们打得非常激烈,但都有意识地避开对方的要害。这是一场表演,为了让教官们满意,同时尽可能不重伤对方。
那天晚上,餐盘下面多了一张纸条:"我叫安德烈,来自叙利亚。你呢?"
我在纸条背面写下:"李明,中国。谢谢药膏。"然后小心地将纸条放回餐盘下。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安德烈通过这种方式交换着简短的信息。我得知他是被绑架来这里的,家人可能以为他已经死在了内战中。而我告诉他,我是被骗来的,家人还在等我回去。
每次在训练场上遇见,我们都会按照要求进行激烈的对抗,但总是默契地控制着力道。这种微妙的平衡让我们既不会被教官盯上,又能避免严重伤害对方。
一个月过去了,我们已经掌握了在这个地狱中生存的基本技巧。但随着时间推移,训练的内容开始变得更加可怕。教官开始强迫我们在对抗中使用简易武器——木棍、铁链,甚至是小刀。
"在真正的战场上,"主教官用破碎的英语宣布,"没有规则,只有胜者和死者。"
天气变得越来越冷,训练场上的人数继续减少。有时,我们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惨叫声,随后便是一片死寂。每个人心中都明白那意味着什么,但没人敢说出口。
某天晚上,安德烈的纸条上写着:"他们在挑选,准备最终测试。小心21号,他是植入者。"
我不理解"植入者"是什么意思,但我开始更加警惕地观察21号——一个高大的斯拉夫面孔男子,他的眼神总是空洞而冷酷,似乎对周围的一切毫无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