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村的暑假总像泡在井水里的西瓜，慢悠悠地胀开。初一那年的蝉鸣尤其稠，我和李福蹲在晒谷场边的石碾子上，数着云影从土墙上挪过，李福把草帽往脸上一扣：“再这么晃下去，裤兜里的几毛零花钱怕要遭捂馊咯！”
话刚落音，眼角就瞥见村头那棵番石榴树。老树干得有碗口粗，枝桠斜斜地往天上蹿，最粗的那根横枝离地面不过丈许，像老天爷特意搭的台子。“要不，咱在那上头搭个窝？”李福猛地掀开草帽，眼里亮得像落了星子。
说干就干。我们揣着半截粉笔在树干上画圈，把横枝当底子，又踮着脚量了量枝桠间的距离，蹲在泥地上画图纸——其实就是歪歪扭扭的几个方框，旁边标着“竹杆”“铁丝”的字样。竹杆是四处搜罗来的：李福从他家拆了半扇旧篱笆，我在村尾柴房捡了几根被虫蛀过的残段，甚至还偷偷抽了隔壁阿婆家晾豆角的细竹，凑在一起堆在树底下，长短不一，却都带着太阳晒过的暖烘烘的味。铁丝更杂，是我俩在村道边、废屋角捡的，有的缠着塑料皮，有的锈得只剩半截，解开时“哗啦啦”响，惊飞了枝桠间的麻雀。
第二天一早，俩人扛着竹杆往番石榴树挪。长的竹杆得俩人抬，短的就夹在胳膊肘里，毛刺蹭得皮肤发痒，却谁也没吭声。最费劲的是铺那个“平面”。得先把最长的竹杆横架在主枝上，李福爬到树杈上扶着，我在下头举着往上送，竹杆刚搭稳，一阵风过就晃悠悠地往下坠，吓得李福赶紧蜷起腿，像只抱窝的老母鸡。“使劲按住！”我扯着嗓子喊，他腾出一只手拽住旁边的细枝，另一只手死死压着竹杆，脸憋得通红，额头上的汗珠子顺着下巴往下掉，砸在我手背上，烫得像颗小太阳。
固定竹杆全靠捡来的铁丝。俩人蹲在横枝上，腿肚子悬在半空打颤，手里的铁丝得绕着竹杆拧三圈才敢松手。李福手劲大，拧铁丝时牙齿都咬着嘴唇，我就负责递材料，偶尔没拿稳，铁丝“咚”地掉下去，在地上弹了弹，滚到草丛里，俩人又得一前一后溜下树去找，裤脚沾了草籽也顾不上。有根竹杆太短，中间空出个豁口，李福干脆脱了凉鞋垫在底下，说“这样踩上去就不硌脚了”，结果脚心被竹节印出好几个红印子，痒得他直咧嘴。
竹杆越铺越多，横的竖的交叠着，慢慢在枝桠间撑出个方方正正的面。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像老黄牛在磨牙，却奇异地稳当。太阳爬到头顶时，我们瘫在新搭的“树屋”上喘气，看远处的山影青蒙蒙的，风从竹杆缝里钻进来，带着番石榴叶的清香，吹得人骨头缝里都舒坦。李福摸出兜里的半块硬糖，掰成两半塞我嘴里，甜味在舌尖慢慢化开，混着俩人粗粗的喘气声，倒比冰棒还解暑。
这就算成了。没有墙，没有顶，就这么个竹杆拼的平面，我们却宝贝得不行，天天往树上钻。大多时候就那么坐着，看云飘过树顶，听远处的狗吠，或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李福总讲他听来的外面的事，说山那边的县城有高楼，说普洱的茶山怕是好耍得很，我就听着，偶尔插一句“等我上了高中，就能去县城看看了”。风把话吹得晃晃悠悠，像竹杆在枝桠上轻轻摇晃。
有次大球场来了辆面包车，车斗里堆着纸箱和竹筐，停在篮球架旁边，喇叭里反复喊着：“买水果咯——苹果、芒果、柑橘！买蔬菜咯——青菜、白菜、萝卜！”我们凑了攒了几天的零花钱，从车上买了袋小柑橘，黄澄澄的像小灯笼。俩人揣着柑橘爬上树屋，盘腿坐在竹杆上，你一个我一个地剥着吃。橘子汁溅在竹杆上，黏糊糊的，风一吹倒有股清甜味。李福说这橘子没有番石榴甜，我抬头看了看，枝头的番石榴确实早落光了，只剩光秃秃的枝桠挑着几片老叶，倒衬得树屋的竹杆越发显眼。那天我们聊到日头西斜，橘子皮攒了小半堆，都小心翼翼地塞进树杈缝里，怕被人发现这秘密基地。
树屋就这么在番石榴树上待了两年。竹杆被踩得发亮，捡来的铁丝慢慢松了劲，偶尔有几根细竹杆往下坠，我们就爬上去重新捆扎，用石头砸紧铁丝，嘴里念叨着“再撑阵子”。直到初三那年春天，一场夜雨下得又急又猛，第二天一早我跑去看，发现大半的竹杆都松了，有几根斜斜地挂在枝桠上，被风吹得“哐当”响，像个散了架的骨架。李福也来了，站在树下抬头看了半天，没说话，只是伸手拽了拽垂下来的一根竹杆，那竹杆“啪”地断了，落在地上滚了几圈。
“散了就散了吧。”他踢了踢脚下的碎竹片，声音闷闷的。
后来我们没再修。初中毕业那个夏天，李福一个人收拾了行李，背着帆布包去了普洱。那时我刚收到县城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忙着准备开学的东西，他走的那天我正在收拾书包，听妈说“李福坐早班车走了”，我扒着门框望了望村口，路尽头空荡荡的，只有风卷起的几片落叶在打转。
去县城读高中的第一年，暑假回和平村，特意绕到番石榴树底下。树还在，枝桠比以前更密了，只是再也找不到竹杆的影子，连当年拧过铁丝的地方，都长出了新的树瘤，圆滚滚的像个句号。风从树顶吹过，“沙沙”的响，倒像是那年我们坐在竹杆上，看远处青蒙的山影时，没说完的那些话，还在枝桠间慢慢荡着——像李福说的“好耍”，像竹杆踩出的“咯吱”，都藏在和平村的风里，一吹，就漫出少年时的热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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