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寨的冬天,总被一层薄薄的雾裹着。泥路在凉汽里结着层硬壳,踩上去“咯吱”响,而村子四周的坡地、田埂、甚至墙角根,都被肿柄菊占满了——那花长得像瘦版的向日葵,花盘小小的,花瓣却金黄金黄,连茎秆都带着点倔强的硬气,在微风里摇摇晃晃,倒比春天的花更耐得住冬晨的清寒。
一二年级的寒假,炮仗的硝烟还没散尽,我和李福的脚就闲不住了。书包往柴房角落一扔,棉袄拉链拉到顶,就往村头的坡上跑。肿柄菊经了霜,茎秆变得又直又韧,掐断时能听见“啪”的脆响,正是做“赛车”的好料。
“得找棵叉形树!”李福的鼻尖冻得通红,说话时呼出的白气裹着他的声音,“要枝桠对称的,不然车子歪得很。”我们在路边的酸角树下转悠,他踮着脚扒拉树枝,我就蹲在地上挑肿柄菊——得选茎秆粗实、花盘刚谢的,这样“车身”才稳当。挑好的花攥在手里,毛茸茸的叶片蹭着掌心,带着点土腥味的凉。
找到合心意的树杈不容易。有的枝桠一边长一边短,有的太细,插进去轻轻一碰就晃。李福眼尖,在猪圈旁的老榕树下停住脚:“这棵中!”那树杈分岔均匀,像双张开的手,离地面不过半人高,正好够我们蹲在地上摆弄。我俩赶紧把选好的肿柄菊往枝桠里插,花茎要斜着塞,塞紧了才不会掉,花盘朝外,像赛车的“车头”。插好后轻轻一推,树杈带着花朵“吱呀”转半圈,李福拍着手笑:“看我的‘闪电号’!”我也给我的花车起名“飞毛腿”,俩人围着树杈转,觉得这简陋的玩意儿,比年画上的小汽车还威风。
赛道是现成的泥路。从猪圈旁的石磨边开始,到坡下的歪脖子酸角树为止,不过百十米,却坑坑洼洼,有冻硬的土块,有被牲口踩出的浅坑。“谁的车先到酸角树下,谁赢!”李福蹲在起点,手指捏着他的“闪电号”,我也按住我的“飞毛腿”,俩人盯着树杈上的花车,大气都不敢出。风从坡上滚下来,吹得肿柄菊的花瓣簌簌落,像给赛车撒了层金粉。
“预备——放!”李福喊完,我俩同时松手。树杈带着花朵往下坠,顺着坡势往前滚。肿柄菊的茎秆擦过硬泥地,“沙沙”地响,花盘磕到土块,“咚咚”地跳,真像赛车在颠簸的路上飞驰。我和李福跟在后面追,棉袄被风吹得鼓鼓的,嘴里喊着“快点快点”,声音比炮仗还响。我的“飞毛腿”在一个土坎上绊了下,花茎歪了,李福的“闪电号”趁机往前蹿,他乐得蹦起来,结果脚下一滑,摔在泥地里,棉袄后背沾了片黄,却顾不上拍,指着他的花车喊:“赢了!我赢了!”
其实赛车跑不了多远。有的没滚几步,花茎就从树杈里滑出来,有的被土块卡住,歪在路边,花盘耷拉着,像泄了气的球。但我们总有办法让游戏继续。捡起来重新插好,换条更平整的路再比;或者故意选难走的道,看谁的车能“闯”过土坎。泥路上渐渐印满我们的脚印,还有肿柄菊掉落的花瓣,金黄的一片,像撒了满地碎阳光。
有次晨雾特别浓,泥路被露水浸得发潮。我们的赛车在湿泥上滑得更沉,“沙沙”声里混着“噗叽”的闷响,像真的引擎在转。李福的“闪电号”在快到终点时,花茎突然断了,花盘滚进路边的草窠里。他愣了愣,突然扑在我肩上笑:“它累了,要睡觉!”我也笑,俩人趴在泥地上,把断了的花茎捡起来,想重新接好,却怎么也接不上,最后只好把花盘埋在草丛里,说“给它盖层草被”。
整个寒假,火烧寨的泥路上,总少不了我们追着肿柄菊跑的身影。手冻得通红,鼻尖冒着白气,裤脚沾着泥点,却比谁都快活。那些金黄金黄的花车,在树杈上转,在泥路上滚,把冬天的凉,都滚成了热烘烘的欢喜。
后来开春,肿柄菊谢了,茎秆软了,我们就把“赛车”收起来,扔在柴房的角落,等来年冬天再做新的。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寒假里的炮仗还在响,猪圈旁的老榕树还在,我们却不再往树杈上插肿柄菊了。五年级那年,我们还在干田小学同班,李福从镇上亲戚家带回来一本画着真赛车的画册,我们趴在教室后的台阶上看,他指着画册说:“以前的花车太傻了。”我点点头,心里却有点空,像被风吹走了什么。
六年级,我们一起去镇上读小学,后来又一同升入镇中学,直到初三都在一个班。寒假回火烧寨,看见坡上的肿柄菊依旧开得金黄,猪圈旁的老榕树还站在那里,枝桠张着,像在等谁来插花车。泥路修成了水泥路,平平整整,再也不会磕绊“赛车”,可我和李福路过时,只是匆匆走过,谁也没提过“闪电号”和“飞毛腿”。
去年春节,我回老家,听说李福没考上高中,早已一个人去了外地打工。路过猪圈旁时,正看见坡上的肿柄菊开得正盛,金灿灿的一片,像当年我们没玩够的赛车,在风里跑得欢。我站在老榕树下看了很久,突然想起那个摔在泥地里的冬天,李福沾着黄泥巴的棉袄,肿柄菊茎秆擦过硬泥地的“沙沙”声,还有我们追着花车跑时,呼出来的白气,在雾里慢慢散开,像没说出口的、关于长大的秘密。
原来有些幼稚,是留给冬天的。就像火烧寨的肿柄菊,年年冬天都开,却再也等不到两个蹲在树杈旁,认真给花车起名的小孩了——他们曾一起从干田小学走到初三的教室,最终却在成长的路口,走向了不同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