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章3

窗外的天光，是那种永远也亮不透的灰白色，像一块洗褪了色的旧布，蒙在眼睛上。李卫国躺在硬板床上，每一次吸气都像在拉一把生锈的锯，缓慢而艰难地切割着他胸腔里那块沉重、灼痛的石头。每一次呼气，都带着沉闷的、破风箱似的杂音，在死寂的屋子里格外清晰。

王秀兰坐在床边的小板凳上，背对着他，手里拿着一个针线盒，正缝补李卫国那件磨破了袖口的工作服。针线在布料间穿梭，发出细微的“嗤嗤”声。她的动作很慢，很专注，仿佛要把全身的力气都凝聚在那根小小的银针上，好堵住生活的千疮百孔。屋子里弥漫着中药苦涩的气味，混着消毒水和一种……挥之不去的、衰败的气息。

活检的结果，像一把淬了冰的钝刀，在他们本就摇摇欲坠的世界里，又狠狠剜了一刀。

晚期。癌细胞扩散。手术意义不大。放化疗……是唯一可能延缓的方式，但费用高昂，过程痛苦，结果渺茫。

医生那些冷静到近乎残酷的话，还在耳边嗡嗡作响。王秀兰当时就软在了医院冰冷的走廊椅子上，脸白得像一张纸。李卫国反而异常平静，他扶着墙，看着妻子无声地流泪，看着缴费窗口前排起的长龙，看着“住院部预缴款：最低两万元”的冰冷告示牌。那串数字像烧红的铁水，浇进他心里，瞬间凝固成一块坚硬的、冰冷的绝望。

预支的工资，借来的钱，在第一次化疗后，就像投入无底洞的石子，连个响动都没听见，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随之而来的，是李卫国更剧烈的呕吐，无法控制的腹泻，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他像被抽掉了筋骨，迅速地衰弱下去，连走到厕所的力气都没有了。家里添置了一个廉价的塑料便盆，就放在床边。

王秀兰辞了便利店的工作。李卫国需要人寸步不离地守着。那点微薄的工资，在巨大的医疗开支面前，杯水车薪，不如省下来买药。

儿子李涛，彻底不回家了。王秀兰打过几次电话，一开始还能打通，李涛的声音隔着听筒，闷闷的，不耐烦地说“忙着呢”，后来就变成了关机。邻居张婶在街角那家油腻腻的烧烤店后厨见过他一次，说他在那里洗盘子，瘦得脱了形，手上全是冻疮和洗洁精泡烂的裂口，看见熟人，头一低就躲进了厨房深处。

“涛涛……”王秀兰有一次在给李卫国擦身的时候，忍不住哽咽出声，“他……他连家都不要了……”

李卫国闭着眼，没说话。浑浊的泪顺着凹陷的眼角，无声地滑进花白的鬓角里。儿子那双曾经明亮、充满希望的眼睛，仿佛就在眼前，如今却只剩下麻木、疲惫和一种被生活过早压垮的怨愤。他知道，是自己拖垮了这个家，拖垮了儿子本就不多的未来。那怨愤，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比癌细胞啃噬骨头还要疼。

社区的人来过一次，戴着口罩，站在门口没进来。询问了情况，留下几张表格，说可以申请低保和困难补助。王秀兰千恩万谢地填了，按了手印。可表格交上去，如同石沉大海。再打电话去问，永远是“在审核”、“材料不全”、“需要补充证明”。日子一天天过去，药快吃完了，下一次化疗的钱遥遥无期。

“秀兰……”李卫国声音微弱得像游丝，他费力地抬起枯瘦的手，指了指床底下那个蒙着厚厚灰尘的旧木箱。

王秀兰疑惑地弯腰，拖出箱子。打开，里面是一些陈年的旧物，几件褪色的老衣服，几本泛黄的相册，还有……一个用红布包着的、沉甸甸的硬物。

李卫国示意她打开。红布掀开，里面是一个黄铜的烟袋锅子，擦得锃亮，锅身雕刻着粗糙的云纹，长长的竹烟杆磨得油光水滑。这是他父亲留下的唯一值钱点儿的遗物。李卫国以前偶尔会拿出来摩挲一下，却从没见他用过。

“去……去问问……老物件店……能卖几个……算几个……”李卫国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眼神灰暗，“买药……不能停……”

王秀兰捧着那冰凉的黄铜烟袋锅，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上面。她知道，这不仅仅是卖一个老物件，是丈夫在剜自己心头最后一点念想，去换那点吊命的苦水。

她去了。古玩街冷冷清清。几个店主懒洋洋地坐在柜台后，瞥了一眼那烟袋锅，撇撇嘴。

“老铜的，做工糙，不值钱。”

“当废铜卖吧，按斤称。”

“顶多……五十块。”

王秀兰攥着那五十块钱，像攥着一把冰渣子，硌得手心生疼。这点钱，只够买几片最便宜的止疼药。她失魂落魄地往回走，路过一个电线杆，上面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小广告。其中一张，红底黑字，格外刺眼：

**“快速筹款！大病无忧！只需身份证明，手续简单，当天放款！”**

下面是一串醒目的电话号码。

王秀兰的脚步停住了。她死死盯着那串数字，像溺水的人盯着最后一根稻草。绝望的潮水已经淹到了她的下巴，冰冷，窒息。她掏出那个屏幕碎裂的旧手机，手指颤抖着，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了下去。

电话那头是个异常热情的男人声音，询问病情、家庭情况、收入状况……王秀兰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语无伦次地诉说着。对方耐心地听着，不时发出同情的叹息，最后爽快地说：“大姐，您这情况完全符合！我们就是帮您这样的困难家庭的！这样，您带上身份证和诊断证明，下午就来我们公司，签个字，钱马上就能到账！利息很低，手续特别快！”

利息很低？手续快？王秀兰昏沉的脑子里只捕捉到这几个字。她像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着，回到家，翻出身份证和那张早已被泪水汗水浸得发软的报告单，甚至没顾得上跟李卫国多说一句，就匆匆出了门。

那家公司在一个破旧的写字楼里。狭小的办公室，几张桌子，墙上挂着“诚信经营”的锦旗。接待她的男人油头粉面，笑容满面，又是倒水又是安慰，拿出厚厚一沓合同让她签。王秀兰识字不多，看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头晕眼花。男人指着几个关键地方：“这里，借款金额五万……这里，月息百分之三……这里，还款期限三个月……大姐，您看，都是为了救命，利息很低的，签这里，按手印就行。”

五万？月息百分之三？三个月？王秀兰脑子里嗡嗡作响。她只想着马上拿到钱，去买药，去交下一次的化疗费，去把儿子可能需要的补习费补上……她颤抖着手，在男人指点的地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按下了鲜红的手印。

当一沓沉甸甸的、崭新的钞票塞进她手里时，王秀兰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那粉红色的纸张，散发着新印刷品的油墨味，却像烧红的烙铁一样烫手。她数也没数，胡乱塞进随身带的旧布包里，像揣着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逃也似的离开了那间办公室。外面刺眼的阳光照在她脸上，她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只有深入骨髓的冰冷和一种灭顶的恐慌。

回到家，她把钱拿出来，厚厚的一摞。李卫国看着那堆钱，浑浊的眼睛里先是闪过一丝惊愕，随即是巨大的恐惧。“秀兰……这……这钱哪来的？”

王秀兰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巨大的恐惧和后知后觉的清醒像冰冷的潮水将她淹没。五万块，三个月，月息一千五……三个月后要还六万五！他们拿什么还？！房子是租的！家里唯一值钱的……就剩她和卫国这两条命了！

“我……我借的……”她终于崩溃地哭出来，瘫坐在地上，“他们说……利息低……快……卫国，怎么办啊……我们怎么办啊……”

李卫国看着妻子绝望的哭脸，看着那堆如同毒蛇般盘踞在床上的钞票。胸腔里那块沉重的石头，仿佛瞬间膨胀，压得他彻底无法呼吸。喉咙里涌上一股浓烈的腥甜，他再也忍不住，剧烈地呛咳起来，这一次，鲜血不再是丝缕，而是大口大口地喷涌出来，溅在灰白色的床单上，洇开大片刺目的、绝望的红梅。

王秀兰惊恐地扑过来，徒劳地用袖子去擦，却越擦越多。

李卫国咳得撕心裂肺，眼前阵阵发黑，意识模糊。在彻底陷入黑暗之前，他仿佛听到自己喉咙里发出一种极其怪异的、像是被浓痰和鲜血堵住、又被强行挤出来的声音。

嗬……嗬嗬……

那声音，不像哭，不像咳，倒像是……某种扭曲到极致的、绝望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