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旧信

宋亚轩第一次见刘耀文，是在民国十四年的深秋。

那时他刚从法国回来，穿着熨帖的白西装，站在自家公馆的回廊下看落叶。十六岁的少年穿着不合身的军装，袖口沾着泥点，被管家领进来时，皮鞋在青石板上蹭出刺耳声响。

“宋先生，这是刘副官，以后负责您的安全。”

刘耀文抬手敬礼，指尖还带着枪茧，眼神却直勾勾落在他身上，像头没驯化的小兽。宋亚轩微微蹙眉，他不喜欢这种过于直白的注视，尤其对方还是个比自己小四岁的毛头小子。

往后的日子，刘耀文总像道影子。他跟着宋亚轩去法租界的咖啡馆，看他和穿洋裙的小姐们谈艺术，就靠在门框上嚼口香糖，军靴碾着地板发出轻响；他跟着宋亚轩去报社，看他为了一篇抨击时政的文章和主编争执，就在门外守着，把试图闯进来的密探揍得鼻青脸肿。

“刘副官，”一次酒会结束，宋亚轩被夜风呛得咳嗽，“你不必总跟着我。”

刘耀文从怀里掏出个用手帕包着的暖炉，塞进他手里：“司令说，您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少年的手掌比他大些，递东西时指尖擦过他的掌心，带着烟火气的烫。

宋亚轩没再拒绝。他开始习惯口袋里总出现的薄荷糖，习惯深夜伏案时桌角多出的热牛奶，习惯刘耀文用那种带着占有欲的眼神，把靠近他的人都打量一遍。

变故发生在次年开春。宋亚轩因一篇文章得罪了军阀，夜里被人堵在巷口。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却见刘耀文像道旋风冲进来，军刺划破夜空，溅在他脸上的血是热的。

“跟我走。”刘耀文拽着他的手腕狂奔，穿过堆满垃圾的后巷，停下来时两人都在喘气。少年背对着他，肩膀起伏，“宋先生，你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宋亚轩看着他染血的侧脸，忽然想起昨夜醉酒，自己似乎吻了他的额头。那时刘耀文僵得像块石头，睫毛抖得厉害。

“去哪？”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颤。

“去南方，那里有真正的革命。”刘耀文转过身，眼里有他看不懂的火焰，“我带你走。”

宋亚轩最终没走。他放不下年迈的母亲，也抛不开这里的理想。刘耀文没再劝，只是那晚之后，看他的眼神里多了些沉甸甸的东西。

五月的雨下了整整三天。宋亚轩在报社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字迹潦草，墨水洇了好几处。

“宋先生，见字如面。我要去前线了，可能回不来。以前总跟着你，是我不对，可我控制不住。你说过喜欢自由，我就不缠着你了。街角的玉兰花快开了，记得去年你说好看……”

信没写完，最后几个字被血浸透，糊成一片暗红。

宋亚轩握着信纸站在窗前，雨打在玻璃上噼啪作响。他想起刘耀文总爱站在楼下那棵玉兰树下，军绿色的身影在白花里格外显眼。

后来，有人说在前线看到个不要命的年轻军官，总在口袋里揣着半块没化的薄荷糖；有人说宋先生疯了，总对着一封血信说话，说等打赢了，就去南方找他。

民国十七年的玉兰花开得最好的时候，宋亚轩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了一枚压在书里的子弹壳，上面刻着歪歪扭扭的两个字：等我。

他把子弹壳贴在胸口，听着窗外的风声，像极了那个少年粗哑的呼吸。只是这一次，再没人会在雨夜里，把暖炉塞进他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