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的秋,雨下得绵密。贺峻霖站在“鸣春班”的戏楼檐下,看着对面古玩店的灯笼被风吹得摇晃,朱红色的“宋记”匾额在雨雾里洇出模糊的轮廓。
“贺老板,今儿的《霸王别姬》还唱不?”后台的武生探出头来,脸上还带着油彩。
贺峻霖收回目光,指尖转着那枚和田玉扳指——是宋亚轩去年送他的生辰礼,说这玉能安神。“唱,怎么不唱。”他扯了扯月白长衫的袖口,走进后台时,听见对面传来熟悉的铜铃声,是宋亚轩在开门。
两人是穿一条开裆裤长大的。小时候宋亚轩总跟在贺峻霖身后,看他在巷口的空地上练身段,咿咿呀呀地唱着不成调的《贵妃醉酒》;后来贺峻霖家开了戏楼,宋亚轩就搬了张小板凳,在第一排看他从跑龙套唱到压轴,手里总攥着颗糖,等他下台时塞进他嘴里。
如今贺峻霖成了北平城里有名的戏楼老板,宋亚轩则守着祖上传下的古玩店,日子过得像檐角的雨,平淡却安稳。
“刚得了个好东西。”宋亚轩推门进来时,带着一身湿气,手里捧着个锦盒。他掀开盒盖,里面躺着枚青釉瓷瓶,瓶身上的缠枝莲纹在灯下泛着温润的光。“给你的,镇楼用。”
贺峻霖接过瓷瓶,指尖触到对方微凉的手。“又乱花钱。”嘴上说着,眼里却漾开笑意,“晚上留这儿吃饭,我让后厨炖了排骨。”
宋亚轩笑起来,眼尾弯成好看的弧度:“成,正好听听你新排的《夜奔》。”
那时他们都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贺峻霖不知道宋亚轩总在深夜关了店门后,会去城郊的破庙里开会,公文包里藏着的不是账本,是印着镰刀锤头的密信;宋亚轩也不知道,贺峻霖每回唱完戏,都会去巷尾的茶馆,跟穿中山装的人汇报城里的动静,那枚玉扳指里,藏着微型发报机的零件。
变故发生在初冬。宋亚轩店里的伙计被抓了,说是搜出了通共的信件。贺峻霖在戏楼后台卸妆时听到消息,手里的卸妆棉“啪”地掉在地上。
“老板,宋先生他……”
“备车。”贺峻霖打断他,没卸完的油彩在脸上画出斑驳的痕。
他赶到古玩店时,宋亚轩正被两个穿黑制服的人押着往外走。棉袍的袖口沾了泥,脸上却没什么惧色,看见贺峻霖时,甚至还想扯出个笑。
“他是我发小,”贺峻霖拦在门前,声音发紧,“有什么事冲我来。”
领头的人冷笑一声,掏出张纸:“贺老板,这是宋亚轩通共的证据,您也要保?”
贺峻霖的目光扫过那张纸,指尖猛地攥紧——那上面的字迹,他认得,是宋亚轩写给他的信,说城南的梅花开了,约他去赏玩,此刻却被圈出几个字,硬说成是接头暗号。
宋亚轩忽然开口,声音很轻:“贺峻霖,别管我。”
贺峻霖没看他,只是从怀里掏出块令牌,是国民党军统的通行证。“他是我的人,我保了。”
那些人显然没想到他会亮明身份,愣了愣,最终还是松了手。等人走光了,戏楼的灯笼在风里晃得厉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你……”宋亚轩看着那枚令牌,嘴唇动了动。
“别问。”贺峻霖转过身,背影在暮色里显得格外单薄,“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那之后,戏楼对面的古玩店关了门,宋记的灯笼再也没亮过。贺峻霖照旧每天唱戏,只是《霸王别姬》里“从一而终”那句唱词,总带着些说不清的颤音。
开春时,贺峻霖收到消息,说共产党的一批重要文件藏在鸣春班。他站在后台,看着那枚青釉瓷瓶,忽然笑了——宋亚轩送他的东西,怎么会普通。
当晚,戏楼起了大火。火光映红了半边天,贺峻霖穿着那身唱霸王别姬的戏服,站在二楼的栏杆边,手里攥着那枚玉扳指。
宋亚轩赶到时,只看到一片火海。他在人群里疯了似的喊“贺峻霖”,声音被噼啪的燃烧声吞没。后来有人从废墟里找到半枚烧熔的玉扳指,还有块染血的令牌,上面刻着贺峻霖的名字。
没人知道,那场火是贺峻霖自己放的。他烧掉了所有可能连累宋亚轩的证据,也烧掉了自己的身份,像戏里的霸王,用最决绝的方式,护了想护的人。
多年后宋亚轩站在戏楼旧址上,手里拿着那半枚玉扳指,听老人说,那晚大火里,有人听见戏楼老板在唱《夜奔》,唱到“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时,声音断了,像被风吹散的烟。
那天的月亮很亮,像极了小时候,贺峻霖在巷口教他唱戏时,头顶悬着的那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