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暗

哈尔滨的腊月，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缩在刘耀文怀里，他那件洗得发白的外套裹着我，带着点煤烟味和他身上的热气。四岁的我还不太懂“死”是什么意思，只知道爸爸妈妈躺在冰冷的地上，再也不会笑着摸我的头了。

“哥，爸妈怎么还不醒啊？”我的声音透过布料传出去，闷闷的。

刘耀文抱着我的手臂紧了紧，下巴抵在我发顶，声音抖得像风中的枯枝：“他们……睡着了，要睡很久很久。”他的眼泪落在我脖子里，烫得像火，却很快被寒风冻成了冰。

那年他六岁，我四岁。我们揣着妈妈临走前塞给我的半块硬糖，离开了那个染血的家。

火车轰隆隆地穿过黑夜，刘耀文把我藏在座位底下，用破布盖住我的头，小声说：“别出声，等会儿给你买糖吃。”可他口袋里只有几个硬币，最后只换来了半碗热粥，他一口没动，全喂给了我。

三个月里，我们换了六个城市。青岛的码头风大，他就背着我蹲在货箱后面；南京的雨冷，他把唯一的雨衣给我穿，自己淋得发烧；在郑州的火车站，他被人抢了身上最后一块钱，却死死护着我手里那半块干硬的馒头。

最冷的那天，他带着我站在一家店铺的屋檐下，玻璃窗上贴着张纸，上面画着把枪，还有几行歪歪扭扭的字。我看不懂，只看见刘耀文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眼里的光像淬了冰。

“小不点，”他蹲下来，替我把外套拉链拉到顶，“哥要去个地方挣钱，以后能让你天天吃糖，睡暖被窝。”

我似懂非懂地点头，看着他走进那家挂着黑布帘的店。出来时，他手里多了个布袋，里面装着新棉衣和一小袋水果糖。

从那天起，刘耀文就成了“大人”。他搬进了一个有铁门的院子，给我安排了间朝南的小屋，每天出门前会把零食和热水放在桌上，叮嘱我“别开门，等哥回来”。

他回来的时间总不固定，有时带着伤，袖口渗着红，却会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摸出颗奶糖，剥开糖纸塞进我嘴里，笑着说：“今天任务顺。”

我渐渐长大，知道了他做的是什么营生。那些深夜里的血腥味，他藏在床底的黑色风衣，还有偶尔从他伤口里挑出来的弹壳，都在告诉我，哥哥走的是条见不得光的路。

十五岁生日那天，我偷偷翻了他的抽屉，在最底下找到个铁盒。里面没有枪，没有钱，只有一沓泛黄的纸——是我们流浪过的城市的车票，还有张画，画着两个小人，手牵着手走在雪地里，旁边歪歪扭扭写着：“等挣够钱，带小不点回家。”

今天是刘耀文十七岁生日。我炖了锅鸡汤，在炉子上温着，锅里飘着他最喜欢的香菇。墙上的钟敲了十一下，门终于开了。

他裹着一身寒气走进来，黑色外套上沾着雪，左边胳膊不自然地垂着。看见我，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和当年在火车站抢馒头时一模一样。

“怎么还没睡？”他走过来，想摸我的头，抬到一半又放下，大概是怕伤口扯着疼。

“等你啊。”我拉着他往桌边走，掀开锅盖，香气瞬间漫了满室，“生日快乐，哥。”

他盯着那锅鸡汤，眼睛忽然红了。我知道他想起了什么——那年在哈尔滨的雪地里，他也是这样看着我，把最后一口热粥喂进我嘴里。

“快吃吧，要凉了。”我盛了碗汤递给他，看见他手腕上的新伤，纱布渗着点红。

他接过碗，却没喝，只是看着我，声音很低：“小不点，再等两年，哥就带你走，去南方，再也不碰这些了。”

我点点头，夹了块鸡腿放进他碗里。窗外的雪还在下，屋里的炉火噼啪作响，鸡汤的热气模糊了他的脸。我忽然想起四岁那年，他抱着我穿过风雪，说爸妈睡着了。那时我不懂，现在却明白了——有些苦，他宁愿自己嚼碎了咽下去，也不愿让我尝半分。

他碗里的鸡腿没动，我知道他又在想以后了。可对我来说，哪里有他，哪里就是家。就像当年那件裹着我的外套，带着煤烟味，却足够挡住所有风雪。

锅里的汤还在咕嘟咕嘟地响，像在数着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我看着刘耀文低头喝汤的样子，忽然觉得，那些流浪的苦，那些看不见的黑暗，都抵不过此刻的温暖。

毕竟，他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是那个在雪地里把外套给我，说“他们睡着了”的少年，是我的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