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的夏天,县中门口的红榜糊在公告栏上,浆糊没干透,纸角在风中扑簌簌地抖。
第一行:宋予,北京,P 大。
阳光像滚烫的蜂蜜浇下来,蝉鸣声嘶力竭,像在给命运敲锣。
我却下意识把录取通知书折成四折,塞进校服最里层的暗袋,暗袋的拉链坏了,我用订书针别着,针尖抵着胸口,微微发凉。
我第一个电话打给宋琪。
:“哥哥要去很远的地方读书啦。”
她在那头啃着冰棍,舌头被冰得打结,含混不清地喊:“那你要带琪琪去看天安门!”
我说好,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挂断后,我在校门口站了很久,直到晚霞把影子拉得比整个少年时期还长。
影子被风吹得晃,像一条想逃却逃不掉的尾巴。
父亲是在我出发报到前三天倒下的。
那天我正在菜市场搬洋葱,紫红的洋葱皮剥了一地,像一层薄薄的血痂。
医院的电话打进来,说父亲吐血吐了一脸盆。
长期酗酒让他的肝像块浸了水的烂抹布,医生递过病危通知单时,用的是一种“早就知道”的平淡语气。
ICU 门口的白炽灯 24 小时亮着,惨白的光把人脸照得像蜡像。
我把脸埋进掌心,闻到消毒水混着啤酒发酵的酸苦。
那味道像极了这些年所有关不上的铁门。
医院催缴费的那天夜里,我坐在楼梯间,把录取通知书一页页摊开。
纸页在膝盖上微微发颤,P 大的烫金校徽在灯下像一滩融化的火。
我一点点撕碎,指甲缝里嵌进金色的碎屑。
纸屑落进黑色塑料袋,像一场无声的雪。
我给自己办了休学,窗口的工作人员把公章敲下去,声音脆得像那年掉在地上的铅笔刀。
宋琪被送去外婆家。
分别那天,她把小发卡别在我衣领上,粉色塑料兔子,缺了一只耳朵,断面磨得发白。
:“哥哥戴这个,打怪兽就不会疼。”
我摸摸她的头,说等哥哥攒够钱,一定回来接她。
她外婆站在屋檐下,背驼得像一张拉满的弓,屋檐下晾着一排发黄的尿布,在风中鼓成小小的帆。
我开始打三份工:
早上五点给菜市场卸货,手指冻得通红,搬一箱胡萝卜时,指甲盖掀掉半个,血珠渗进胡萝卜的须里,像给它们点了朱砂。
中午在网吧修电脑,机箱里积着厚厚的灰,一吹,灰尘在显示器的光里跳舞,像一场微型沙尘暴。
夜里送外卖到十二点半,电动车在结冰的路面打滑,我摔进雪堆,膝盖磕在马路牙子上,疼得眼前发黑。
口袋里的订单条被雪水浸透,墨迹晕开,像一幅失败的写意。
冬天的风卷着雪粒子往衣领里灌,我就想起母亲拖着坏行李箱的背影,想起父亲在病床上像漏风风箱一样的呼吸。
我把所有钱都打进医院的账户,像往一条无底河里扔石子,连回响都听不见。
2023 年 4 月,父亲还是走了。
火化那天,宋琪踮着脚往炉门里塞了一包草莓泡泡糖。
:“爸爸牙痛,吃了就不打人了。”
她穿着我去年给她买的棉袄,袖口已经短了一截,露出细瘦的手腕,腕骨凸起,像两粒没长好的杏核。
我蹲下去抱住她,才发现她长高了很多,头发已经能扎成两个小揪揪,像那年育婴室外的苹果,悄悄熟了。
处理完后事,我卡里还剩两千四百块。
我买了两张去北京的硬座,一张成人票,一张儿童票。
售票窗口的铁栅栏锈迹斑斑,我递钱进去时,纸币边缘的毛边刮着指尖。
宋琪贴着车窗,一路数隧道:“一个,两个,三个……哥哥,我们到天安门了吗?”
我指着远处亮起的灯火说:“快了。”
硬座车厢里弥漫着泡鸡爪和脚气混合的酸,宋琪靠在我肩上睡着,口水流到我袖口,洇出深色的一片。
P 大教务处告诉我,可以再申请复学,但当年的奖学金名额已经没了。
我点点头,把宋琪的小手攥得更紧。
她的手心里有小小的汗窝,像两片蜷缩的梧桐叶。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清华西门三十块一晚的地下室。
潮湿墙壁上爬着霉斑,像一张张绿色的地图。
水龙头滴滴答答,节奏像坏掉的节拍器。
宋琪趴在我膝盖上画太阳,蜡笔断了两次,她用断口继续画,笔尖刮着纸,发出“咯啦咯啦”的声响。
“哥哥,明天我们去吃炸酱面吧。”
我摸摸她的头,想起七年前隔着育婴室玻璃,那声冰裂般的轻响——
原来从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决定:
我的余生,不过是从一个“被给予”的人,变成一个“能给予”的人。
第二天清晨,我去找辅导员。
办公室的门漆剥落,露出木头原本的疮疤。
我递上了一份新的申请表,纸边被我捏得微微卷起。
“勤工助学、家教、图书馆管理员……什么岗位都行。”
我在表格末尾写了一行字:
“本人需携幼妹就读,若能安排校内幼儿园名额,感激不尽。”
签字时,笔迹有点抖,但一笔一画,像在给命运重新写批注。
宋琪蹲在办公室门口,把那只缺耳朵的兔子发卡别在门把手上,冲我晃了晃。
阳光穿过走廊,照在她脸上,像一场迟到多年的赦免。
她耳朵上的那道疤,在光里像一条浅金色的小河,静静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