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1日，台北的清晨依旧被一层薄薄的雾气笼罩。陈景云起得比往常更早一些，昨夜辗转反侧，报纸上的标题和街头的景象如同走马灯般在他脑海里盘旋。他叠好那份报纸，藏在行李箱的最底层，上面压着几件旧衣服——这是他目前能想到的，最安全的保存方式。
上午第一节课是中国文学史，授课的是一位从大陆南下的老教授，姓周，头发花白，戴着一副厚厚的圆框眼镜。周教授平日里讲课旁征博引，风趣幽默，但今天一进教室，气氛就有些不同。他放下教案，没有像往常一样开口讲《诗经》，而是沉默地看了看底下鸦雀无声的学生们。
“同学们，”周教授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疲惫，“时局变化，大家都看到了。外面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多少，但课堂之内，我们还是要读书，要明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了前排的陈景云身上，似乎想说什么，但又咽了回去。“今天，我们接着讲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讲到杜甫的《春望》，周教授的声音里多了几分哽咽。这首写尽战乱离苦的诗，在此时此地听来，竟有了一种穿透时空的共鸣。教室里静得能听见窗外树叶被风吹动的声音，许多同学都低着头，不知是在记笔记，还是在掩饰眼中的情绪。
“杜甫一生坎坷，历经战乱，却始终心怀天下，心系家国。”周教授合上书本，“做学问，先做人。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不能忘了根本，不能丢了良知。”
他的话很隐晦，却又似乎意有所指。陈景云握着笔的手紧了紧，笔尖在笔记本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墨点。他知道，周教授也是从大陆来的，想必此刻心中的滋味，比他们这些年轻学生更为复杂沉重。
下课铃响起，周教授匆匆离开，甚至没有像往常一样留下问题。学生们也三三两两地散去，刚才课堂上的压抑气氛并未散去。
“景云，”王浩追了上来，脸色有些激动，“你听见了吗？周教授那话，分明是有感而发！现在这时候，还讲杜甫的‘恨别鸟惊心’，这不就是说我们吗？”
陈景云看了看四周，低声道：“小声点，王浩。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两人走到操场边的榕树下，这里相对僻静。王浩忍不住继续说：“我昨天回宿舍，听隔壁班的人说，学校里好像要开始查什么‘思想不正’的人了，说是上面下的命令，要严防‘共匪渗透’。”
“查思想？”陈景云皱起了眉头，“怎么查？”
“谁知道呢，可能是看平时说话，看读的书吧。”王浩叹了口气，“我爸昨天也写信来了，让我最近少说话，少出门，夹着尾巴做人。他在基隆港务局做事，说现在码头上全是从大陆运来的东西，乱七八糟的，还有很多当兵的，看着就吓人。”
陈景云想起了自己口袋里那封未寄出的信。昨天晚上，他就着昏暗的灯光，给家里写了封信，想告诉父母自己平安，也想问问他们的情况。可写到一半，他就停了下来。地址怎么写？上海现在是什么情况？这封信寄出去，能不能到父母手里？会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一连串的问题，让他无从下笔。最终，那封信只写了个开头，就被他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
“我想给家里写信，可是……”陈景云的声音有些干涩。
王浩拍了拍他的肩膀：“我明白，我也一样。我听说，现在从台湾往大陆寄信，十有八九会被邮局扣下，还有可能被盯上。景云，我们现在……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两人相对无言，只有头顶的榕树叶子，在海风中沙沙作响，像是在低声叹息。
下午没有课，陈景云回到宿舍，想静下心来看书，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同宿舍的另外两个同学，一个是本地人，叫林明辉，性格比较内向，平时不太说话；另一个是从福建来的，叫张凯，家里好像有点背景，说话总是大大咧咧的。
张凯刚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咋咋呼呼地说：“你们听说了吗？街上贴出布告了，从今天起，台北市实行宵禁，晚上九点以后不准出门！还有，以后集会、结社都要提前申请，不然就是违法！”
林明辉正在铺床，闻言动作顿了一下，小声问：“这么严？”
“严？这才刚开始呢！”张凯撇了撇嘴，“我爸说，这叫‘动员戡乱’，以后日子怕是不好过了。不过也好，至少能‘稳定’下来，省得整天人心惶惶的。”
陈景云抬起头：“稳定？怎么稳定？靠戒严，靠宵禁吗？”
张凯看了他一眼，语气有些不屑：“不然呢？你还指望大陆那边……哼，我可听说了，那边现在‘****’，乱成一锅粥了！还是跟着蒋总统，总有一天能‘光复大陆’的！”
“你这是听谁说的？”陈景云的声音提高了一些，“新中国成立了，那是人民的政府，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样？”
“我爸说的，还有报纸上都这么写！”张凯也来了脾气，“陈景云，我看你是不是思想有问题？这种时候，还替那边说话？小心被人听见，告你通匪！”
“你！”陈景云气得说不出话来。他知道，和张凯这种被当局宣传洗脑的人争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林明辉赶紧打圆场：“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吧。现在这时候，大家都不容易，何必伤了和气呢。”
张凯哼了一声，不再说话，拿起毛巾去洗漱了。宿舍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陈景云坐在床边，只觉得一阵心灰意冷。他发现，不仅是外部的环境在变得越来越压抑，就连身边的同学，也因为立场和信息的不同，开始产生隔阂甚至对立。这堵无形的墙，不仅隔开了他和大陆的家，也开始在他和周围的人之间，慢慢筑起。
他默默地从枕头下拿出那个小小的笔记本，翻开到昨天写的那一页。“愿风波早定，游子能归。”这几个字，此刻显得格外沉重。风波何时能定？游子何时能归？他不知道。
窗外，传来了巡逻车驶过的声音，还有士兵整齐的脚步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按照新的规定，宵禁很快就要开始了。
陈景云站起身，走到窗前，紧紧地关上了窗户。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不仅是物理上的宵禁开始了，某种意义上，思想上的禁锢，也正在悄然拉开序幕。
他吹灭了桌上的煤油灯，躺在床上，眼睛望着黑暗的天花板。脑海里，又浮现出上海家里的灯光，母亲做饭时的身影，父亲看报纸时的神情……
“爸，妈，”他在心里默默地呼唤着，“你们还好吗？儿子……想回家了。”
黑暗中，只有海风穿过窗户缝隙的呜咽声，像是在回应他无声的呼唤，又像是在预示着，这个漫长的寒夜，才刚刚开始。而他和无数像他一样的游子，回家的路，也如同这寒夜一般，看不到尽头。但即使在这样的黑暗里，陈景云的心中，那一点关于“家”的微弱灯火，却始终没有熄灭。他知道，只要这灯火还在，希望就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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