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的台北，日子像被海水泡过的麻绳，沉甸甸、湿漉漉的，拧不出半分干爽。陈景云心里那点关于“回家”的微弱希望，也随着街头越来越密集的岗哨和越来越严苛的管制，一点点被海风吹散在咸涩的空气里。
自从张凯在宿舍里嚷嚷过“通匪”的话后，陈景云变得更加沉默。他不再轻易在公开场合谈论时局，甚至连和王浩的交流，也尽量选在僻静无人的角落。校园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原本讨论诗词歌赋的课间，现在更多的是压低声音的猜测和担忧。有消息说，隔壁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因为在课堂上引用了大陆报刊的言论，已经好几天没来上课了。
“景云，你听说了吗？”这天课后，王浩把陈景云拉到图书馆后面的僻静小径，脸色凝重，“学校训导处贴出通知，让学生们主动申报‘思想动态’，还要交‘对时局的认识’报告。”
陈景云的心一沉：“什么意思？这是要……审查？”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王浩苦笑了一下，“听说上面派了人下来，要在各大学‘肃清不良思想’。还有，校外的邮局也加强了检查，往大陆寄信，不仅会被拆开看，寄信的人还可能被记录在案。”
这个消息像一块冰，彻底浇灭了陈景云心中最后一点侥幸。他原本还想着，或许可以通过香港或者其他途径，给家里捎个信，报个平安。现在看来，这条路也被堵死了。
“我爸妈……”陈景云的声音有些发颤，他甚至不敢想象，远在上海的父母现在怎么样了。新中国成立了，他们应该是安全的吧？可兵荒马乱之后，百废待兴，生活想必也很艰难。他这个做儿子的，不仅不能在身边尽孝，连一句问候都传递不过去。
“我懂你的感受。”王浩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也给南京的家里写了信，一直没敢寄出去。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拿出来看一眼，就像看到了亲人一样。”
两人相对无言，只有图书馆屋顶的瓦片在风中发出细碎的声响。陈景云抬头望去，天空依旧是灰蒙蒙的，看不到一丝晴朗的迹象。
下午没课，陈景云鬼使神差地走到了学校附近的一家邮局。他不是想去寄信，只是想看看，那里是不是真的如王浩所说，戒备森严。
邮局不大，门口却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神情严肃地打量着每一个进出的人。里面的柜台前，排着不长的队伍，每个人递上去的信件和包裹，都会被邮局职员仔细检查，甚至有些还要打开来看。一个中年妇女因为包裹里装了几盒家乡的茶叶，被职员反复盘问，最后还是无奈地把茶叶拿了出来。
陈景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心里一阵发凉。他默默地转身离开，脚步沉重。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和大陆的家，真的被一堵无形的墙，彻底隔开了。这堵墙，比台湾海峡的海水还要深，还要冷。
回到宿舍，张凯正和几个同乡在打桥牌，嘴里叼着烟，烟雾缭绕中，说着一些陈景云听不懂的闽南语，偶尔夹杂着几句“蒋总统”、“反攻大陆”的字眼，引来一阵哄笑。
陈景云没有理会他们，径直走到自己的书桌前，打开了那个上了锁的旧木箱。这是他从大陆带来的唯一一件像样的家具，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最重要的，就是那几封家书和一张全家福。
他小心翼翼地拿出那张全家福。照片是去年夏天在上海拍的，阳光明媚，父亲穿着长衫，母亲围着围裙，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站在他们居住的弄堂门口。那时的他，还是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大学生，怎么也想不到，短短一年后，会身处异乡，与亲人天各一方。
他用手指轻轻抚摸着照片上父母的脸，眼眶一热，泪水差点掉下来。他赶紧抹了抹眼睛，把照片和家书重新放回箱子最底层，又在上面压了几件厚厚的冬衣，这才锁好箱子，把钥匙紧紧攥在手里。
这些东西，是他唯一的念想，是他在这个陌生而动荡的岛屿上，赖以支撑下去的精神支柱。他知道，在这样的时局下，保存这些来自“对岸”的东西是危险的，但他无论如何也舍不得丢弃。
“喂，陈景云，”张凯打完一局牌，抬起头来，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你整天对着个破箱子发呆，里面是不是藏了什么‘通匪’的证据啊？”
旁边的几个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陈景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知道，和这些人争辩是徒劳的，只会引来更多的麻烦。他站起身，拿起毛巾和脸盆，去水房洗漱。
水房里，林明辉正在洗碗。看到陈景云进来，他抬头看了看，低声说：“刚才训导处的人来宿舍了，问了问大家的情况，还翻看了我们的书架和箱子。”
陈景云心里一紧：“看了你的箱子？”
“嗯，”林明辉点了点头，“不过我里面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就几件衣服和书。他们问我是不是大陆来的，我说是，他们又问了问家里的情况，就走了。”他顿了顿，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景云，你那箱子里的东西……还是小心点吧，别被他们看见了。”
“我知道，谢谢你。”陈景云感激地看了林明辉一眼。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本地同学，此刻却显得格外可靠。
洗漱完，陈景云回到宿舍，张凯他们已经散了。他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窗外，传来了更夫敲梆子的声音，“咚——咚——咚——”，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宵禁开始了。
整个城市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只有偶尔传来的巡逻车引擎声和士兵的脚步声，打破这死一般的寂静。陈景云睁着眼睛，望着黑暗的天花板，脑子里一片混乱。
他想起了小时候，每到冬天，母亲总会给他做一碗热腾腾的酒酿圆子，甜丝丝的，暖到心里。他想起了父亲常带他去外滩看轮船，告诉他那是通往世界各地的船只。他想起了上海的冬天，虽然寒冷，但家里的煤炉总是烧得旺旺的，充满了烟火气。
而现在，他在台北，一个同样寒冷却陌生的冬天里，听着窗外呼啸的海风，感受着身边无形的枷锁。回家的路，似乎越来越远了。
“爸，妈，”他在心里默默地说，“你们等着我，我一定会回家的。无论这条路有多难，我都要走回去。”
黑暗中，他握紧了拳头。尽管希望渺茫，尽管前路未知，但这份对“回家”的执念，却像一颗顽强的种子，在他心底的石缝里，悄悄地生根发芽。
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他只知道，邮差不来的日子里，他只能把所有的思念和期盼，都深深埋藏在心底，等待着那一天，海峡的风，能再次捎来家乡的消息，能带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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